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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澍: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来源: 时间:2018-01-26 17:30:0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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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及其以后诸朝在明代历史上是相对独立的单元,此期由明世宗朱厚熜开启。众所周知,因为武宗朱厚照的绝嗣和藩王朱厚熜以独特的身份继位,引发了“大礼议”,最终世宗击败主张继统又继嗣的杨廷和一派,取得了继统不继嗣的胜利,维护了自己固有的父子关系。在这一重大争论之中,不顾个人安危而全力支持世宗且与杨廷和一派及武宗朝弊政毫无任何瓜葛的新科进士张璁崭露头角,成为“大礼议”中新生的政治明星,代表着全新的力量,开启了“嘉隆万改革”的新时代。
  
        由于学术视野的局限,近代以来谈论明代改革,学界只关注万历初年张居正的行政行为。不论对他的褒与贬,由于没有恰当的参照,认识难免偏颇。事实上,早在明代,沈德符就注意到了张居正与张璁两人的相同性,认为张居正在编纂《明世宗实录》时“极推许永嘉(张璁为明代浙江永嘉县人),盖其才术相似,故心仪而托之赞叹”,并说两人“皆绝世异才”[1]。张璁和张居正的谥号皆为“文忠”,两人相同点较多,明人李维桢认为继张璁之后,“阁臣有江陵,与公姓同,谥文忠同,相少主同,锐意任事同,公得君诚专,为众所侧目,杌陧不安,身后七十余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称忠,与江陵又同。”[2]李维桢序清人梁章钜论道:“前明有两张文忠,时论皆以权相目之,其实皆济时之贤相,未可厚非。窃以心迹论之,则永嘉又似胜江陵一筹。永嘉之议大礼,出所真见,非以阿世,其遭际之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刚明峻洁,始终不渝,则非江陵所能及。”[3]蔡美彪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突破近代以来的狭隘之见,将张璁与张居正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4]以上评论对我们在皇权视域中认识张璁和张居正具有重要的启发。
    
        张璁与张居正之所以能够有为于各自的时代,就在于他们敢于担当,各自与当朝皇帝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事实上,与张居正相比,张璁在明代改革史上起到了开创作用,具有更为独特的历史地位。对于张璁与“大礼议”和“嘉隆万改革”的关系,笔者已有专门论述①,现以皇权为视野对张璁和张居正做一比较研究,以期理性地认识他们各自的贡献和历史作用,更好地理解嘉隆万改革的趋势乃至明代历史的最终走向。

        一、张璁和张居正与皇帝相知途径不一
   
        作为明代阁臣特别是首辅,与皇帝的关系是否融洽,是判断其是否有所作为的首要条件。张璁和张居正之所以被人们视为“名相”或“权相”,皆与当朝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密不可分。

        尽管年长张居正五十岁的张璁初涉官场,没有依靠,没有圈子,但在“大礼议”中不惧杨廷和及其追随者的围堵、谩骂和暗杀,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挺身而出,支持势单力薄的世宗,显示出士人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当时,一些对杨廷和主张有微词的大臣如杨一清等人只在私下反对或抵触,不能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张璁敢为人先,没有过多的心理负担,没有自保的顾虑,不怕杨廷和集团的打击报复,能够公开向杨廷和的观点挑战。按照一般人的处境和心思,经过八次会试磨炼而在47岁中第的张璁此时应该踯躅观望,不要招惹杨廷和及其追随者,否则,轻则丢掉见习的职位,被赶回老家,瞬间葬送大半生艰辛考取的功名;重则白白送死,成为杨廷和集团的刀下之鬼。正如张璁所言:自己当时“初为进士,未尝受皇帝一命之寄,皇上亦未尝识臣为何如人,臣只因见得道理之真,故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赖圣明在上裁决,不然臣万死无益也。”[5]救张延龄第二尽管当时的政情极为特殊,形势不明,但大多数人明白杨廷和暂时占据主动,人多势众,为此不敢站出来与其论战。而从湖北前来继位的朱厚熜年仅14岁,既是一个未见世面和未经风雨的乡下少年,又是一个不懂权谋的新君;既没有后宫的支持,又没有心腹宦官的襄助;既没有东宫僚属,又没有顾命之臣。总之,处于孤立无助的少年天子世宗,到北京来继承皇位,犹如只身进入虎穴。虽然世宗年少,但懂得孝情,亦能读懂武宗遗诏的内容,故不怕杨廷和等前朝旧臣。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职的臣子极少有人敢于突破杨廷和及其追随者的封锁来声援自己。就在新皇帝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势之际,刚刚中第的观政进士张璁无所畏惧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世宗,就显得格外瞩目,使杨廷和及其追随者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世宗看到张璁的第一份奏疏即言:“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6]卷4,正德十六年年七月壬子事实证明,世宗的这一认识是极为准确的。
     
        正是张璁的出现,才使世宗面对的礼仪问题和法律解释进入了正常的讨论轨道。尽管他们依仗绝对优势对暂处劣势的张璁展开了围攻,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成为“大礼议”的彻底失败者。自张璁出现之后,世宗发现了自己所应依靠的全新力量,重用张璁等人便是世宗的不二选择,无人能够阻挡。张瀚说道:张璁“成进士,任南部郎,以议献庙礼称上意。乃召入,不次擢用。六年之间,晋陟宰辅”[7]卷5《堪舆纪》。这是当时人事大变动的缩影。从当时权力更替的角度而言,“大礼议”其实就是武宗皇权向世宗转移的过程,世宗借此迅速摆脱了杨廷和集团的束缚,顺利实现了皇权的完全转移,使嘉靖政治很快进入世宗自主控制下的新时代。双方议礼观的冲突只是表象,其本质在于世宗从杨廷和等前朝旧势力手中收回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应有权力。所以,彻底打败杨廷和集团是世宗担负的政治使命和面临的严峻考验,最后的成功充分说明他年纪尚轻但具有杰出的政治智慧和超强的政治手段。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张璁才能迅速崛起和“骤相”。张璁表面上因议礼脱颖而出,被委以重任,但这绝不是他个人命运的简单改变,而是标志着新生力量的出现和时代的剧变。
     
        “大礼议”绝不像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形式的论争那样混乱和不可把握,参与争论的双方人数的多少都不是判断“大礼议”走向的主要依据。张璁能够充分利用杨廷和的巨大失误而展示了自己的全面素质,并赢得了胜利。谈迁评论道:“永嘉议礼,能以辨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8]卷53,嘉靖六年十月乙巳对杨廷和提出的世宗必须更换父母的主张是完全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在这一讨论中绝不能把自我之见完全强加于皇帝,并将不同意见斥之为“邪说”。但是杨廷和一派以毫不妥协的誓死决心要天真般地击败皇帝,自不量力地要剥夺皇帝与其父母的固有关系。作为暂时占据主动地位的杨廷和集团需要的不是对世宗和张璁的强硬态度,而是要改变照搬照抄的态度和削足适履的做法,调整思路,放弃不近人情、违背武宗遗诏和无视事实的主张,找到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新方案。当然,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为张璁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当时,“新主尚少,旧臣恃恩,往往执刊定之成礼,以胶父子兄弟之辙,主心不能无孤。公虽新进,宿学老成,能据礼援经以与之衡,而关三事大夫之口,天子倚之,自是遂复用公。”[2]丘应和序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形下,张璁在杨廷和集团的打压和封杀中无所畏惧,孤军奋战,真正表现出了士大夫所应有的骨气和不屈精神,成就了其“正大光明之业”。嘉靖八年(1529年),世宗反思即位之初的遭遇时说道:“朕本藩服,以我皇兄武宗毅皇帝青宫未建,上宾之日,遗诏命朕入绍大统,以奉天地宗社之祀,君主臣民。当是时,杨廷和怀贪天之功,袭用宋濮安懿王之陋事,以朕比拟英宗,毒离父子之亲,败乱天伦之正。朕方在冲年,蒙昧未聪,致彼愈为欺侮。幸赖皇天垂鉴,祖宗默佑,以今辅臣张璁首倡正义,忘身捐命,不下锋镝之间,遂致人伦溃而复叙,父子散而复完。”[6]卷104,嘉靖八年八月戊寅世宗对张璁充满感激之情是正常的,对张璁在“大礼议”中的表现高度肯定也是发自肺腑的。在明代阁臣中,张璁的表现是独特的,他与世宗的关系当然是牢固的。但即使这样,张璁深感“君臣相保”的艰难,清醒地认识到:“君臣相遇,自古为难,君臣相保,自古尤难。相遇为难者,难以正也。不正则为苟合,非相遇之道也;相保为难者,难以诚也。不诚则为苟容,非相保之道也。”[9]再辞陈情对于自己与世宗的相知相遇,张璁极为珍惜,能够严守为臣的进退之道,以廉洁、守正、奉法、勤勉、爱民来严格要求和规范自己,能留则留,该退则退,以确保君臣关系不受损伤。
     
        相比于张璁,后来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则是老臣与幼主的关系。明穆宗临终前,将自己不满十岁的儿子朱翊钧托付给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大臣,说道:“朕嗣统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东宫幼,以属卿等,宜协辅遵守祖制,则社稷功也。”领命之后,高拱等人“泣拜而出”[8]卷67,隆庆六年五月己酉。穆宗去世之后,高拱“以顾命自居,目无群珰”[10]卷4《相鉴》,很快被冯保赶走。高仪不久亦卒,张居正便为首辅,以唯一一位“顾命大臣”的身份来管教神宗,这是张居正严厉约束神宗权力的合法性之所在。从此便真正开始了万历初年由张居正独自一人主导的、全新的顾命之政。每当张居正遇到言论攻击而面临进退之时,他都要拿顾命大臣的独特身份为自己辩护,以确保自己职位的稳固。如万历四年(1576年)御史刘台论劾其“擅作威福”时,张居正上疏辩解:“臣既受先帝付托之重,皇上又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敢不矢以死报。况圣学尚未大成,嘉礼尚未悉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岂臣言去之时?”[11]卷46,万历四年正月己未次年,在守制还是夺情问题上,也因顾命大臣的身份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夺情,神宗说道:“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12]万历五年十月八日辛卯“顾命大臣”是张居正公开的、合法的护身符,包括神宗在内的任何人一时难以撼动。与张璁相比,张居正与神宗关系的牢固性和持久性是有问题的。对此,张居正自己也是清楚的。他在万历四年(1576年)说道:“主上恒以冲年,恶人之欺己”[13]卷28《答操江王少方》。神宗对张居正的依赖是被动的,是其父临终前的安排,而不是自己主动的选择。神宗年幼时尚能与张居正较好相处,一旦成长到一定年龄且感受到皇权独享的必要时,张居正自然成为多余,矛盾必然凸显。当张居正以侵犯皇权的名义受到清算时,自然成为明代付出惨重代价的阁臣。明人于慎行论道:“世徒以江陵摧抑言官,操切政体,以为致祸之端,以夺情起复、二子及第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败也。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钳制太过耳。”[10]卷4《相鉴》万历十二年(1584年),神宗根据三法司的调查和结论,发布了张居正的罪行,公开指责张居正“污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11]卷152,万历十二年八月丙午在朱元璋废相之后,将这样的罪名强加在明代大臣一人身上者极为罕见,足以看出摆脱“顾命大臣”管束之后的神宗对张居正的极端厌恶乃至仇恨。这与世宗一直竭力保护张璁的做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充分说明张居正并未得到神宗诚心的敬重。

        二、皇权在两张文忠政治命运中的作用不同
     
        张璁和张居正分别在嘉靖初年和万历初年与当朝皇帝结缘,但两人有明显的差别,即张璁是新朝的新臣,双方在“大礼议”中相知;张居正是新朝的旧臣,是前任皇帝的安排。一般而言,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在新朝不可能任职较长,新君一般都要尽快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新内阁。当然,正统前期老臣“内阁三杨”辅佐小皇帝英宗是个特例,张居正的情况与此相似。但随着“三杨”的老去,正统后期便出现了乱局,酿成了震惊天下且深刻影响政局走向的“土木之变”。张居正能否走出这一怪圈,是检验其为政能力的关键。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无法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但张璁与张居正完全不同,在张璁去世后,其身后的嘉靖政治没有出现突变,张璁也一直得到朝廷的高度肯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与世宗之间有着真诚的情谊。
     
        与张居正相比,张璁在嘉靖初年所面对的人事关系更为复杂,面对的反对力量更为强大。世宗要清除杨廷和集团,要让自己倚信的张璁等新兴势力完全取代旧势力,需要过渡,甚至还需要激烈的斗争。在世宗与张璁等人取代杨廷和集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启用与杨廷和“大礼”观保持距离或私下认同张璁观点的一些老臣,如谢迁、杨一清、费宏等人,其中谢迁将近八十岁。这些老臣完全是过渡性人物,世宗不可能依靠他们组建自己真正的新内阁,更不可能依靠他们从事真正的革新。一些旧史家不明白这一道理,一味地渲染他们与张璁等新进者的矛盾。事实上,这些老臣与张璁等新进之臣间守旧与革新的矛盾是问题的关键。《明史·费宏传》的作者论道:“承璁、(桂)萼操切之后,(费宏)易以宽和,朝士皆慕乐之。”[14]卷193《费宏传》杨一清也与费宏一样,反对张璁等人“多所更建”的改革,主张四平八稳和安于现状,他明确指出与“咸好更张”的张璁等人冲突的原因是:“今持论者尚纷更,臣独主安静;尚刻核,臣独主宽平。用是多龃龉”[14]卷198《杨一清传》。张璁等人主张“纷更”,而杨一清则主张“安静”;张璁等人主张“刻核”,而杨一清则主张“宽平”,这就是嘉靖前期“刚明果敢,不避嫌怨”[14]卷196《张璁传》的张璁等人与所有安于现状的老臣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
     
        如果无视理念的冲突和时代的要求,仅仅拿张璁等人的人品就事论事,就不可能厘清嘉靖前期的政局走向。如沈德符认为:张璁与张居正相比,“永嘉险,江陵暴,皆果于自用。异己者,则百端排之。”[1]就明代政治体制而言,如何形成强势的内阁,是明代中后期政治的客观要求。就嘉靖前期而言,除了张璁,费宏、杨一清等人都不具备强化阁权的条件和能力。他们一味地骑墙观望,优柔寡断,或故意与张璁相左,或一味宽纵百官,不可能成为勇于担当、真正革新的嘉靖阁臣。不可否认,张璁不是完人,但他绝不是见风使舵和安于现状之人。张璁敢为人先,勇于担责,敢于创新,在“大礼议”中得罪了不少人,在随后的政治革新中触动了一些官员的切身利益,污蔑、谩骂之词不绝于耳。
     
        面对朝中不断出现的反对张璁的阴谋和掀起的驱赶浪潮,对世宗也是莫大的考验。总体而言,世宗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张璁抱以信任并继续予以重用。但终因无法招架言路的攻击而不得不多次让张璁离开内阁。在嘉靖八年(1529年)至十四年(1536年)的七年之间,张璁三次被世宗罢免,但不久又被召复,这在明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嘉靖前期出现“张璁最宠,罢相者屡矣”[14]卷196《方献夫传》的特例,表明当时推进革新异常艰难。但对这一现象,不可简单地解读为君臣关系的恶化,更不能片面地认为是张璁因“失宠”而“尊严尽丧”[15]。
     
        针对朝臣的攻击,张璁除了一般性的辩解之外,便坦然地离职回家,轻装上道,来去正大光明,不会像张居正那样采取各种手段来确保自己职位的稳定,更不会像张居正那样借口皇帝离不开自己而设法留任。正如张璁所言:“夫皇上所以数进臣者以礼,而臣所以获罪当退者亦以义。被命而去,闻命而来,皇上公天下之心,而臣不敢存一己之嫌,可白于天下后世者也。”[5]乞休陈时事又诗言:“两年三度过天津,津人问我往来频。君臣岂是难相遇,只恨恩深未杀身。”[16]天津二首张璁用这一行为向世人表明自己并非贪恋权势之辈,使各种贪图权位的流言不攻自破,对自己,对世宗,对嘉靖政治,都有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世宗每次起复张璁时都是加官晋爵,给予重用。特别是通过张璁从容的来去,解除了世宗的疑虑,加深了对张璁人格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双方的情谊。世宗从张璁反复罢免和起复中“察其诚”,对张璁更加“重信”,“常以少师罗山而不名”,进一步密切了君臣关系,“眷顾之厚,始终不替”[17],彼此“知无不言,密谋庙议,即同事诸臣不与闻者。”[6]卷221,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如嘉靖十年(1531年)张璁改名孚敬后,世宗将其父手书的“荣恩堂”三字赐予张璁,并“识其端曰‘皇考手泽’”,同时赐银印篆刻一枚[6]卷123,嘉靖十年三月戊子。,上书“永嘉张茂恭印”六字,不用张璁之名。世宗对张璁说:“日前闻卿自为堂房一,名曰荣恩,夫所谓荣得君恩也。朕思皇考尝手书斯三字,朕恭装轴,兹并银印一枚及彩帛等物以赐,以为吾君臣相庆之意,庶见朕意云耳。”[18]谢赐御笔堂额银印彩币世宗的旷世知遇之恩使张璁只有全力尽职担责方能报答。他对世宗说:“夫负荷之际,诚人所当自量,仰惟圣明在上,励精图治,百度贞明,臣凡庸莫能裨助万一,位重弗胜,日怀忧畏,诚不敢以自用也。”[18]辞避又说:“臣伏思皇上更臣之名,复锡之字,千古所无之殊恩也。更锡名字,复御笔大书之以赐焉,尤千古所绝无也。君父恩遇如此,其何能报!臣子荣幸,其何能胜!臣敬当装轴,并敬临刻,一尊奉于钦赐臣书院敬一亭左右,俾臣子孙仰之;一尊奉于钦名臣官邸荣恩堂左右,俾臣朝夕接目警心,率由圣训,不至于终迷也。”[18]谢赐更名及御笔大书嘉靖十二年(1533年),世宗又亲书“敬一”二字赐予张璁[16]承赐御书“敬一”二字恭和圣制二首。从中不难看出,张璁与世宗的关系不仅没有因其多次离阁而疏远,反而愈加密切。张璁之子张逊业就此说道:“臣父仰荷皇上知遇之隆,古今罕伍。”[5]附疏·谢恤典
     
        世宗在张璁多次进退的反复考验中增加了对张璁更多的理解和信任,使张璁因生前的磨炼而避免了身后的不幸。至少世宗不会像后来的神宗那样亲自下令清算自己曾经依赖和肯定的重臣。相对于张居正,张璁得罪的人更多,招致的怨恨也更多,想加害张璁者也大有人在。在嘉靖前期政治风浪中如何对待张璁的荣辱,如何确保张璁的人身安全,世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他的特殊贡献给予足够的尊重,并采取万全的手段使张璁免遭不测。这既是嘉靖政治之幸,也是张璁之幸。与张璁正好相反,张居正只进不退,过于看重自己的权位,难与张璁相提并论。正如梁章钜所言,张璁屡次罢复,“终遂首丘之愿,获全身后之名,其进固易,其退亦易,更非江陵所能企及矣。”[3]
     
        与张璁相比,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所面对的政治风险要小得多。在赶走高拱之后,张居正迅速而又全面地控制了朝政,借助于幼主、太后和太监三种特殊力量,张居正暂时真正实现了“宫府一体”的治理愿望,也真正成就了所谓明代“第一权相”的气势。事实上,张居正行政的阻力远远小于张璁,一些公开批评张居正的人被予以杖责、贬谪或除名,比嘉靖朝世宗处置反对张璁者要严厉。年幼的神宗被迫用这种高压手段保护着张居正。但是,就明代的政治特点而言,这种做法只能是暂时的,难以持续。如果处在正常的政治氛围之中,有无张居正都无关紧要,张居正可以像张璁那样坦然地离开内阁,又可以随时进入内阁。但由于神宗年幼,暂时依从张居正也在情理之中。关键的问题是神宗和张居正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不可能得到朝臣的真心认同,对他“专擅”的攻击接踵而至,甚至有人把他比作曹操或贾似道。对于攻击者,神宗能够顺从张居正之意而予以打压。这与世宗巧妙保护张璁的做法正好相反。世宗之所以屡次让张璁离开内阁,一方面是减轻舆论压力,另一方面是保护张璁。而“顾命大臣”的身份,既束缚了神宗,又限制了张居正,使张居正只能留任,不能退出,没有回旋的任何余地。于是,积怨愈来愈多,在张居正死后终于爆发,不可收拾。正如夏燮所述:“初,言路为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19]在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朝中重臣无人为张居正誓死抗辩,成为明朝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大奇特现象。
     
        张居正生前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一严重后果,一方面表明他对明代政治的特点认识不足,另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没有理性的预判。自夏言以后,尽管严嵩、徐阶、高拱等首辅因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被赶出内阁,但自身和家族没有遭受灭顶之灾,政局亦未逆转。尽管张居正也会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13]卷44《归政乞休疏》,但他还是去意不定,甚至根本就没有去意。面对张居正离职的试探,神宗不置可否,把该问题交给其母。李太后态度明确,根本不在乎神宗的心思,要张居正辅佐到三十岁时再说。李太后明白地告诉神宗:“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应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以后再不必兴此念。”[13]卷44《谢圣谕疏》这当然是李太后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张居正之前,也没有如此长久执政的“顾命大臣”。但李太后此言的确迷惑了张居正,使他根本没有认真思量尽早离开神宗的严肃问题。而令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张居正会不久倒在职位上,并很快离世,未能等到如何退出内阁让神宗独立行使皇权的那一天。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中,张居正不仅不会想到自己身后的悲惨遭遇,而且还憧憬着让其众子继续书写自家的辉煌。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之子张懋修进士及第,张居正对神宗“不胜感戴”,极力表示“臣子孙当世世为犬马,以图报深恩。”[12]万历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戊辰在此之前,张居正就对神宗说:皇恩浩荡,“施及于己身者,其恩尤浅;施及于子孙者,其恩为深。戴德于一时者,其报有尽;戴德于后世者,其报无穷。”[12]万历八年正月九日己酉由此可见,在其生命快要结束之前,较长时间没有强大对手的张居正,其政治嗅觉与隆庆、万历之际相比已不大灵敏了,使其对未来的危险没有足够的警惕。
     
        从皇权的视角来看,张居正悲剧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他对张璁与世宗关系的演变以及张璁屡次罢复的行为反思不够深刻,始终认为“顾命大臣”的身份可以确保自己权位的安全;另一方面,张居正对自己幕后赶走高拱的行为是否在自己身上重演没有足够的认识,自然也就不会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更不可能通过制度变革予以消弭,无力结束长期以来内阁“混斗”的局面。作为顾命首臣的高拱被神宗轻易革职,驱除京城,使其成为明代历史上新君以最快速度和最阴险方式赶走的第一位首辅。这一闹剧充分暴露了神宗藐视老臣、羞辱老臣和不遵父命的阴险性格。而李太后、冯保和张居正教唆神宗赶走高拱,使神宗称帝后上了第一堂极为生动而影响深刻的权谋课,为整治比高拱“侵犯”皇权更为严重的张居正做了一次漂亮的预演。换言之,高拱“侵犯”皇权在前,张居正“侵犯”皇权在后,但张居正身居其中而浑然不觉,还沉浸在因顺利赶走高拱而产生的兴奋之中,根本没有想到神宗会用同样的甚至更为严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所以说,万历时期的张居正对皇权的不可靠性认识不清,暂时的、表面的君臣亲密关系和因此所拥有的权势不可能给张居正带来永久的安全,独享“顾命大臣”的身份也根本无法给张居正带来持续的荣光。正如张瀚所言:高拱“开隙华亭,罢归。复起柄国,乃欲恃权修怨于华亭。不知窥伺之江陵,已阴挤而力排之,祸且不测矣……盖权势所在,当局即迷,抑利令智昏,人自迷耶?余所睹记,如分宜、贵溪至相倾危以死不悟。后来者复蹈覆辙,何迷之甚也。”[7]卷7《权势纪》在张居正夺情问题上,他的门客宋尧愈认识明确,曾明确警告张居正“当去而去,即受祸,祸轻。欲去不得去,即祸不及身,其祸重。愚恐初丧之乱在方寸,而惑在深眷”[8]卷70,万历五年十月丙戌。但张居正在当时根本听不进去此类善意的劝告。

        三、张璁与张居正对明代中枢政治的影响各异
     
        在明代皇权运行中,尽管君臣之间有一些矛盾或认识上的差异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这种情形绝不能影响君臣之间正常的交流和彼此之间的基本信任。一旦双方因政见不合而发生对抗且不可调和,或内阁完败,或引发朝政混乱。“大礼议”中的杨廷和就是内阁完败的典型代表。一些研究者频频引用《明史·杨廷和传》中“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14]卷190《杨廷和传》诸语来论证杨廷和内阁的强势和此时阁权的扩张,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在明代,阁臣可以在决策环节就某一具体问题暂时不同意皇帝的意见,需要做进一步的沟通和协调,但不能以频频否定帝意为荣,这绝不是阁权有效行使的正当形式。特别是与皇帝意见不一致时,阁臣更应主动与皇帝沟通,相互交流,在彼此让步或说服皇帝后形成决定。如果处于弱势的阁臣咄咄逼人,试图压制皇帝,并以毫不妥协的不合作姿态张扬于外,那只能引发皇帝的怀疑和厌恶,皇帝会想方设法将其赶出内阁。相比于让世宗“常忽忽有所恨”的杨廷和,张璁和张居正在与皇帝的交往中就更加顺畅,沟通更有成效。与张璁相比,杨廷和的致命缺陷就是与世宗难以相处,无法沟通。他以“万世公议”自诩,公开向世宗叫板,以人多势众连连向世宗施压。为了解决这一势力对皇权的威胁,世宗施政的核心便是全力清除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使其永无出头之日,难以东山再起。世宗借助“大礼议”而成功消除了前朝遗留下来的庞大的政治势力,确保了嘉靖政治的稳定,并开创了全新的嘉靖时代。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张璁是世宗切割旧势力所依靠的关键人物,起着特殊的作用。嘉靖六年(1527年),张璁刚入内阁,便向世宗进言,直指内阁弊端:“我太祖高皇帝惩前代丞相专权,不复设立,而今之内阁,犹其职也。皇上责以调元赞化,可谓得任辅相之道矣,臣不知其宜何如为人也。今之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听令,是部院乃为内阁之府库矣。今之监司,苞苴公行,称为常例,簠簋不饰,恬然成风,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抚字心劳,指为拙政,善事上官,率与荐名,是郡县又为监司之府库矣。”进而提出对策,认为:“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内阁始。夫人君用人固未尝借才于异代者也。今内阁择其人焉,责之以择九卿;九卿择其人焉,各责之以择监司;监司择其人焉,各责之以择守令。守令,亲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妇莫不被其泽矣。”[20]应制陈言自内阁设置以来,张璁第一次向皇帝明确要求授予内阁选用九卿的权力,这是朱元璋废相和朱棣设置内阁以来阁臣首次直接提出赋予内阁如此重要的用人权。对于张璁的“恳诚”之见,世宗给予高度认同和积极支持,对他说:“风励百僚,咸俾感化,以成嘉靖之治,卿其懋之。”[6]卷81,嘉靖六年十月甲子与其他阁臣相比,张璁与世宗之间具有更畅通的交流渠道,既有密疏言事的保障,又有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关切,使张璁拥有了协助世宗革新的、可靠的皇权资源。世宗曾对张璁说:“朕有密示,其慎之勿泄。”[8]卷53,嘉靖六年十月乙巳在世宗的支持下,张璁便开始了强化阁权的改革,使阁权开启了真正的扩张趋势,从此进入“鼎盛期”。《明史》的作者论道:“世宗朝,(张)璁、(桂)萼、(夏)言、(严)嵩相继用事,六卿之长不得其职。大都波流茅靡,淟涊取容。”[14]卷202《赞曰》剔除对六部尚书同情的成分,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阁权自张璁以后明显扩张现象的深刻感受。这是嘉靖朝政治的最大变化,也是嘉靖革新的重要成果之一,张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在张璁之后,这一扩张之势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停顿,且一直持续到张居正时代。正如史家所言:“是时内阁权积重,六卿大抵徇阁臣指。”[14]卷218《申时行传》
     
        与张璁相较,张居正如何在张璁强化阁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阁权的改革,确保内阁权力运行的稳定和不断完善内阁权力的保障机制,是真正检验张居正为政能力特别是改革能力的关键性指标。学界一味描绘张居正个人的权力和放大“第一权相”的暂时作用,则是偏颇的。如在对待阁权的问题上,张居正始终保持低调,刻意掩饰,既不敢正视张璁以来的阁权扩张,更不敢进一步公开强化阁权。他在隆万之际就小心地说道:“窃照阁臣之职,专一视草代言,故其官谓之知制诰。若制词失体,以致轻亵王言,则阁臣为不职矣。”[13]卷38《明制体以重王言疏》万历三年(1575年),他仍沿袭此说,认为:“顾今阁臣之职,不但参与密勿,票拟章奏,且又办理制敕文字,总裁纂修事务,改定经书讲章,日侍内殿进字,其责至重,其事至繁。”[12]万历三年八月十一日丙子直到万历六年(1578年),他还在说:“照得阁臣列在禁近,以备顾问,代王言,其职务最为繁重。”[13]卷42《请简用阁臣疏》从这些平淡而又老调的言辞中根本看不出“第一权相”张居正的实际权力,也根本无法理解批评者所谓“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14]卷225《杨巍传》的实情。张居正不敢像张璁那样直截了当地表明内阁选择九卿甚至领导九卿的权力,而是拿一百多年来的翰林身份为内阁定位,为自己辩护,不敢表露自己的权力真相,避免反对者抓住把柄来反击自己。这种自我掩饰只对张居正个人眼前的权位有利,而对进一步强化阁权却是极为有害的。所以,御史魏允贞理直气壮地对神宗说:“自张居正窃柄,吏、兵二部迁除必先关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与辅臣精察二部之长,而以其职事归之。使辅臣不侵部臣之权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辅臣之间以自行其私,则官方自肃。”[14]卷232《魏允贞传》为此,首辅张四维反驳道:不能因为“前臣(指张居正)行私,而欲臣不与吏、兵之事”[12]万历十一年三月四日丙戌!但由于张居正在阁权的问题上不像张璁那样态度明确,故攻击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后张居正时代的阁臣特别是首辅没有足够的理由发起有效的反击。阁臣特别是首辅渴望继续拥有较大行政权的要求,既不会得到神宗的真心支持,也不会得到舆论的普遍响应,“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矣”[14]卷218《申时行传》,内阁在多方质疑中失去重心,走向没落便成为必然之势。
     
        张璁为了确保阁权的有效扩张,防止反对者攻击自己图谋专权,不得不屡次离开内阁,以表明自己不会贪图权位。如此既消除了世宗的疑虑,加深了对张璁的信赖,又堵塞了反对者的无端攻击,确保了阁权在嘉靖时期的有序扩张。而张居正以种种借口不愿也不敢离开内阁,更不敢公开宣称自己主导的内阁已事实上拥有人事权和行政决策权,故不仅没有打消神宗的疑虑,反而加深了神宗对他的不信任感;不仅没有真正从制度上推动阁权的持续加强,反而公开宣传违背张璁强化阁权的主张,授人以柄,为反对者提供了否定阁权的口实,葬送了几十年来阁权扩张的成效。
     
        除了李太后的支持,张居正还有太监冯保的襄助。与宦官的勾连,既是张居正暂时有所作为的主因之一,也是张居正厄运的根源之一。而张璁不仅与宦官隔绝,而且还在严厉惩治宦官,成功革除镇守中官,有效限制宦官权力,使嘉靖朝的宦官干政程度处于明代中后期的最低位[21]。在嘉靖以来限制和整肃宦官权力的大背景下,张居正为了自己的权位,与宦官冯保打得火热,使宦官势力再次抬头,使其对政治的侵害进一步加重,这为神宗清算张居正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先处理冯保,后清算张居正,便成了神宗最佳的路径选择。同时神宗按照张居正对内阁职权的表述,竭力遏制自张璁以来日益扩大的权力,下决心限制内阁首辅的权力,杜绝再现第二个“专擅自恣”、“乾纲独断”、“蔽主专权”的张居正。考察反张活动的成效,神宗完全实现了这一预想的目标。
   
        张璁所遇到的世宗在位45年,张居正所遇到的神宗在位48年。世宗利用自己长期执政确保了张璁对内阁权力扩张的改革成果,使内阁首辅权力保持稳定和持续的增长。同时世宗也真心保护着张璁,使他在生前死后能够免遭一些居心不良者的攻击和诬陷。而张居正恰恰相反,具有“小世宗”之称的神宗长期执政对死后的张居正来说是灾难性的。神宗对张居正生前的极度尊重和死后的无情鞭挞,使其判若两人。他的长期执政使清算张居正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并因此彻底扭转了嘉隆万改革的走向,完全断送了嘉隆万改革的成果。

        四、结语
     
        就张璁和张居正各自所处的时代而言,差别是明显的。张璁的时代是新旧力量交替中最具活力的时期。出于打击杨廷和势力以及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的需要,世宗必须依靠张璁等新兴势力,也必须趁机进行改革。世宗和张璁与前朝势力和弊政都没有关联,各自也就没有顾虑和负担,故使张璁的时代具有极为难得的革新机遇和较大的改革空间。与张居正相比,张璁“得君最专”,真正得到了皇帝的倾心委任,也真正得到了皇帝的真心尊崇和爱护。他和世宗“君臣道合”,对政治的革新能够达成一致,故变革是君臣的共识,而不是张璁一人的自编自导和自言自语。这就保证了改革能够持续进行,不会因张璁离世戛然而止。在张璁时代,扶持世宗登基的杨廷和其实就是他的一面镜子。从张璁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对皇权的特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真正接受了杨廷和恃功跋扈的教训,没有步其后尘。而张居正所处的时代并不具备真正变革的条件,只是嘉靖和隆庆改革的余续和享受嘉隆改革成果的时期。尽管明代新皇帝即位后都要推行所谓的“新政”,但作为前朝遗留的辅政旧臣,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位而不被新君抛弃。张居正合法担任首辅的理由就是因为皇帝年幼而受先帝嘱托的“顾命大臣”。对神宗来说,张居正是父皇安排的老臣,只能被动接受,谈不上真心依靠,更谈不上真正的尊重。与张璁和世宗在反对杨廷和集团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相知相依相比,张居正在嘉隆万时期的权力斗争中摸爬滚打,极为圆滑、智谋和老练。对神宗来说,张居正何时离开和怎样离开万历政坛,他时有闪念。但由于母后的时时干预和冯保的上下其手,君臣双方碍于情面而无法一时分手。最后是张居正的突然去世才打破了这一局面,真正结束了单一“顾命大臣”的时代。张居正是自成化阁臣李时以来在职最久的一位前朝老臣。在神宗看来,张居正的死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故试图要在张居正之后“励精图治”,大展身手,“事事惩张居正专权之辙,章奏亲览,处分亲断”[13]卷267,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壬辰,要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万历时代。正如万历十一年(1583年)申时行所言:“皇上聪明天纵,躬听万机,一时政治聿新,百废具举”[14]万历十一年四月八日己未。但事实证明,由于缺乏对张居正施政得失的理性分析,清算过于冒失,加之没有可依靠的干才和能臣,神宗要在全面反对张居正浪潮之中开创新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是两人所依靠的皇权不同,故他们身后的历史走向也就大不一样。张璁身后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政治活力未减,世宗的政治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革新局面依旧,继任首辅皆能延续内阁的强势权力,支撑着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但在张居正身后,内阁首辅成了张居正专权的代名词,反对“专擅”的张居正其实就是反对内阁扩张的权力。御史钱一本就说:“我国家仿古为治,部院即分职之六部,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俯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16]卷231《钱一本传》在无视张居正之功而一味放大其过的反对声中,阁臣特别是首辅个个灰头土脸,相互推诿,不敢继续扩大阁权,不愿做第二个张居正,使张璁开创的内阁强势化趋势快速发生逆转。反对者只是指责张居正的专权和阁权的扩张,而无人能够理性思考阁权真要弱化之后的体制变革和应对策略,以确保行政的良性转轨和平稳过渡。在后张居正时代,内阁改革迷失了方向,行政中枢疲软,使真正失去强势内阁支撑的神宗皇权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政局,“留中”现象日益严重,决策能力迅速下降,君臣怠政废事成为常态,万历政治很快走向歧途而不可收拾。
     
        要真正了解张居正,首先必须要全面了解张璁;研究晚明历史,必须要正视张居正。只有深化对张璁的研究,切实肯定张璁在明代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嘉靖以后明代的政治走向,也才能真正认清张居正的作用。离开皇权的参照,就无法理解他们两人的命运、行为、事功及其影响。就张璁与世宗而言,世宗皇权的行使是主动的,是一种常态;就张居正与神宗而言,神宗皇权的行使是被动的,是一种变态。正因为如此,两张的命运各不相同,对明代政治正面影响的效果也就大不一样。
    
        注释:
     
        ①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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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邓世龙.国朝典故:卷三十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8]张璁集:奏疏:卷七[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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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
        此文已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明清史》与《历史学文摘》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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