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社科纵横》2026年第3期

三重审思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两个结合”生成路径研究

王圆俊

一、引言

知识体系作为文明传承与发展的核心载体，其“自主性”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独立与文明繁荣的关键标志。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尚未完全形成与中国深厚文化传统和当代辉煌实践相匹配的、具有主体性的知识结构与话语表达，如何突破这一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为我们指明了根本方向。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知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三重维度审思，分析“两个结合”理论创新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内核，并阐明在“两个结合”背景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方略。

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审思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砌，需进行深层次的三重审思，即从知识论上厘清“何为知”的根基，从价值论上锚定“为何知”的立场，从方法论上探寻“如何知”的路径。

（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知识论审思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前提是回应何以成立这一根本问题，而知识论为此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知识的本质在西方可追溯至柏拉图“确证为真的信念”三元定义，其核心在于承认知识的客观属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逻辑，明确知识本质是人类能动反映客观世界的积极成果。这决定了自主知识构建绝非否定客观性的另类知识生产，而是在共享知识客观性基础上，立足中国实践确立独特的问题意识、价值导向与方法论原则，形成系统化的知识样态。

在知识来源问题上，西方哲学长期分裂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大传统，前者诉诸感官经验与归纳，后者诉诸理性直观与演绎，康德以降的调和尝试虽催生诸多新流派，却始终未脱离抽象思辨范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则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根本性超越，知识的最终源泉既非孤立的感官经验，亦非纯粹的理性思辨，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观察与实验总是在实践中展开，概念与推理唯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现实性并受到检验。

知识的确证命题旨在区分知识与偶然。在知识确证方面，西方学界形成基础主义与融贯主义两条路径，前者追求线性等级的确证结构，后者强调信念在网络中的整体一致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判定需兼顾二者，既要像基础主义那样锚定确定性根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不可动摇的起点，又要吸纳融贯主义的整体论精神，通过“两个结合”机制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支撑。最终形成的应是一个扎根中国现实、自成一体，又具备开放性、对话性的知识思想系统。

（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论审思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指向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能止步于合理性论证，而必须实现真理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因此对其价值立场的审思需从价值生成、价值属性与价值效能三个层面展开。

知识的价值生成根植于实践，其本质体现为客体属性与作为主体的人的统一，价值真伪最终由实践效果验证，即判断一种知识是否生成价值，核心在于比较知识的实践差距。同时，知识兼具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超越知识“工具理性”的一元预设。自主知识体系价值认知应是多元统一的复合结构，既追求真理性与理解性的内在认知美德，也承载文明传承的文化性、以人为本的伦理性，最终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实现价值的整体性确证。

价值归根结底落脚于人，对人的不同理解决定了知识体系的价值属性差异。西方传统知识体系统摄于抽象人性论，生成了以个体权利保护、个人奋斗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个体性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则立足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根本判断，将具体的人而非抽象个体作为出发点，确立了知识体系人民性的根本价值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立场。

知识体系的价值效能体现为其解释力、规范力与塑造力的统一，三者在与实践的互动中转化为经济、学术与社会价值。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复杂考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效能最终要在回应“四问”中得到彰显。

（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审思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厘清“何为知”与“为何知”之后，必须回应“如何知”的方法论命题。方法论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规定着知识生产的路径与规范。西方知识生成方法论无论经验进路还是理性进路，大多预设了抽象的、普遍化的认知主体与程序化认知流程，在简单系统与静态结构中尚具解释力，一旦面对社会系统、非线性过程与历史总体性等复杂对象便暴露出根本局限。其深层症结在于知识体系中主客体二元对立框架将认知主体与客体置于分离甚至等级化的关系中，这种认识论随西方殖民扩张全球化推广，最终演化为知识殖民与霸权逻辑。

马克思将辩证法奠基于唯物主义之上，完成了哲学史上的根本性革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世界把握为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有机整体，知识生成因而必须在关系的网络与历史的动态中展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正是这一辩证方法的深刻体现。既扎根中国具体现实语境，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与本土实践、传统文明的双向互动中实现知识创新。同时，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导向强调历史具体性、社会关系性与实践互动性的主体间性视野，这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支撑。

三、“两个结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内核

“第一个结合”确保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根基与时代性，“第二个结合”则赋予了自主知识体系以文化主体性与历史纵深。二者共同作用，不仅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供给内容要素，更在深层次上生成其内在结构并最终凝练为体系的精神标识。

（一）“两个结合”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内容要素

“两个结合”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内容要素的方法论来源，对应了前文三重审思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实践生成、人民性立场与辩证综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系统性的原料供给。“第一个结合”使知识体系得以从鲜活实践中直接获取问题意识与理论资源。党的理论创新历程表明每一历史阶段的实践主题都塑造了独特的问题域，实践演进持续催生出新的经验积累与理论命题，构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最坚实的内容基底。

“第二个结合”则为知识体系注入了文明底蕴与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资源库，这些资源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才能被真正激活。唯物史观为甄别与转化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深层文化土壤，二者发生的是“化学反应”而非简单拼接，这种双向赋能生成了一系列既有文化厚度又具理论深度的学术概念与解释框架，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扎根当代实践又承续文明根脉，形成了内容层面的独特辨识度与原创性。

（二）“第二个结合”生成自主知识体系内在结构

“第二个结合”承担着将分散的实践素材系统化、秩序化的结构生成功能，赋予知识体系独特的组织原则与意义关联。在学科体系层面，“第二个结合”推动了对西方知识体系原子化的超越。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建基于分析性思维，虽利于局部深化却导致知识难以呈现整体视域。中华文明强调整体关联、天人合一的思维特质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淬炼后，引导学科建设既重专门深化，更重围绕重大现实与文明议题的交叉融合。

在学术体系层面，“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区别于西方范式的理论建构路径。西方学术长期受制于个体主义方法论与形式逻辑演绎，追求高度抽象与虚假普适性。而中国学术体系在“第二个结合”引导下，更加注重关系性思维，强调理论不能脱离具体历史社会关系，必须在情境与实践中把握真理，由此内在生成了历史感、关系性与开放性的学术品格。

在话语体系层面，“第二个结合”塑造了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品格的表达方式。它既善用中华文化丰富的典故与叙事传统的生动表达增强感染力与认同度，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概念准确性与逻辑严密性。这种话语风格既避免了抽象晦涩，又超越了经学注疏范式，形成了一套既能深入阐释中国实践、又能实现中外有效沟通的新型解释系统，最终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呈现出区别于他者的整体性面貌与独特辨识度。

（三）“两个结合”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精神标识的彰显

“两个结合”奠定自主知识体系内容要素与内在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催生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精神标识正是其主体性、原创性与成熟度的标志。

在价值层面，“两个结合”塑造了以人民为中心与天下情怀相统一的价值标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思想深度结合，使“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根本价值立场；同时，“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等文明基因在与“自由人联合体”理念的对话中被重新激活，赋予知识体系既扎根中国又胸怀天下的双重品格，既回应中国之问，也直面世界之困，展现出主体性与包容性并存的价值格局。

在思维层面，“两个结合”生成了辩证性、整体性与实践性融贯的思维标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与中华传统整体思维、变易思维、实践理性相互淬炼，形成了区别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认知风格，善于在对立统一中把握发展规律；长于从系统全局分析问题，超越孤立片面的认知局限；坚持理论源于实践、检验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学术品格。这种思维标识呈现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面对复杂社会现象与全球性挑战时具备统筹兼顾、高瞻远瞩的认知优势。

在话语表达层面，“两个结合”铸就了担当性与叙事性相结合的话语标识。担当性体现为直面时代真问题、敢于提出中国方案的理论勇气，彰显为民族立命、为人类谋进步的责任意识；叙事性则是善于将抽象理论转化为贴近生活、可感可知的话语表达，既避免抽象晦涩，又超越传统注疏。三者合一，共同构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鲜明可辨的精神风貌。

四、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略

（一）守正创新的纵向深化方略

守正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基本准则。第一，“守正”是前提，旨在固本培元。这要求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总问题域即“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实现人类自由解放”。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二要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对中华典籍进行系统性、学理性的整理与阐释，通过现代性转化，助力时代新发展。第二，“创新”是关键旨在开拓新境。一方面，要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概念、范畴进行现代性诠释。另一方面，要勇于根据新的实践，在回答“四问”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二）文明互鉴的横向拓展方略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与人类文明成果进行对话。首先，坚持主体性原则明确互鉴的出发点与归宿。文明互鉴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理论，进而丰富人类知识宝库，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始终坚持文化主体性，保持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主。其次，坚持批判性吸收，实现有机融合而非简单嫁接。对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要抱有开放学习的胸怀，但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深入分析不同知识体系所产生的不同历史语境、内在局限与适用边界。最后，致力于贡献中国智慧，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全球对话。要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框架，运用适配国际化的话语进行阐释传播，为人类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贯通方略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在于紧密联系实际。首先，强化问题导向，从源头确保知识的现实关切。一方面，将知识生产应主动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设置前瞻性、储备性研究课题。另外一方面，回应人民生活的微观迫切期盼，将研究视野投向民生领域的难点痛点，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人民情怀。同时，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围绕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其次，健全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检验机制，确立以价值效能为核心的评价标准。一方面，要推进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加大对解决实际问问题又具备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的认可度和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畅通知识成果向公共政策、社会服务、技术应用转化的渠道。最后，完善知行转化的良性循环。要重视理论的应用、传播和普及，使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进而催生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理论课题，推动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简介：王圆俊（1999—），男，重庆涪陵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党 的文化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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