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社科纵横》2025年第5期

革命的现代性与改革的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范秋雨^1,2

（1.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2.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合肥 230051）

【内容摘要】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属性和主要特征，是现代化的内在规定。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紧密联系：现代性是一场革命，内蕴革命和改革精神，与革命和改革相互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革命和改革，在实践逻辑上体现为革命的现代性、改革的现代性、综合革命与改革的复调式现代性。革命的现代性（1921—1978年）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资格，创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制度条件，奠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阶段。改革的现代性（1978—2012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创新，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保证，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阶段。复调式现代性（2012年以来）为中国式现代化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创造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启示我们，继续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处理好现代性的内在张力、革命的内在张力、改革的内在张力、革命与改革的张力、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的张力等五重关系。

【关 键 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革命；改革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25）05-0001-11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内在规定。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以巨大的建设成就和光明的发展前景，真正意义上确证了多元现代性，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党的二十大深刻阐述并系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主要特征和本质要求，进一步彰显了其内蕴的作为“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1］的新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历程蕴含革命的现代性和改革的现代性的实践逻辑，即以革命和改革为主要特征、手段、动力和保障的现代性建构。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美国学者费正清用革命一词概括中国1800—1985年间的现代化历程^［2］；罗荣渠指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化与现代化并存的现象^{［3］240-241}；任平、郭一丁将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性道路分为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4］；王亚杰探讨了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革命逻辑和改革逻辑^［5］；唐爱军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从革命到改革的话语变迁^［6］；宋婕^［7］、张明^［8］和陈尚伟^［9］分别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点展开研究。然而，当前的研究仍缺少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实践特点的学理回应，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的关系研究也有待充实之处。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深入阐释革命和改革在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历史作用，探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实践特点，进一步发掘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逻辑的丰富内涵，从而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启示建议。

一、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的互动关系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属性和主要特征。作为根本属性的现代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内在规定，即性质，是对现代作形而上学的理解，探究何为现代的本质，这在马克思那里是资本，在韦伯那里是理性，在吉登斯那里是工业主义。作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外在特点，即性状，是作为根本性质的现代性的外显和后果，布莱克称之为“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最先进国家的共同特征”^［10］。这些特征涉及领域广泛，通常以认知图绘式的方式罗列呈现，如丹尼尔·贝尔将现代社会分为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等三大系统^［11］，阿格尼斯·赫勒将现代性逻辑系统分为技术的逻辑、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政治权力的逻辑^［12］等，也有国内学者将现代性划分为精神性维度的现代性和制度性维度的现代性^［13］、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14］等。在不同体系、逻辑、维度和层面中，现代性又有更加具体的呈现。如此，通过对现代性内涵的双重理解，可以获取关于现代性的透视图和全景图。

以上是关于现代性内涵的社会静力学分析。而现代性还是历史的、动态的，在其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现代性也是开放的、世界的，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孕育出形态各异的现代性模式。因此，现代性的内涵无疑是复杂的，其复杂性不是源自概念的抽象演绎，而是源自其背后现代社会的生动现实和厚重历史。现代性、现代社会、现代化互文见义，现代性是原因、现代社会是结果、现代化是过程。“现代化运动造成一个整体性的现代社会，它有属于其自身的若干规定性，这就是现代性，它的根本表现就是复杂性。”^［15］因此，现代性绝不是无中心、无目的、无秩序的“偶然性碎片”，而是“人类社会实践场域的结构性转型”^［16］，这一转型是历史的、整体的、全面的、深刻的，它与革命和改革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现代性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现代”不仅可以表示“当下”“现在”等自然时间，也是代表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历史时间。马克思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谈论“现代”。后来列宁发现马克思这一表述背后的深意，列宁追问：“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17］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划分社会性质的标志是在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所指称的“现代社会”就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现代性是“一个基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完整的社会概念”^［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具有革命性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阐述了资产阶级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世界交往等方面实现的全面变革^{［18］33-41}。现代性作为一场革命，是一个绵延数百年的长时段历史现象。这场伟大革命由一连串的短时段革命事件组成：文艺复兴在资本主义萌芽时兴起，以复兴古典文艺的名义重新发现人性以及人的尊严和价值，其代表人物但丁被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26；随后的宗教改革否定教会的权威，把人从教会组织的控制中解脱出来，与文艺复兴一起开辟新的个人主义；近代科学和哲学发生哥白尼式的革命，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自然界的理性主宰；启蒙运动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树立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类开始雄心勃勃地开展对现代性的全面规划；英国的工业革命与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组成的“双元革命”^{［19］11-12}宣告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现代性走向成熟；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帝国主义以振聋发聩的一击，为现代性注入全新的内涵，人类社会迈进新纪元，现代性的革命仍在持续，中国的革命和改革也是其中重要的篇章。

（二）现代性内蕴革命和改革精神

拉丁语“现代”（modernus）最早出现于西方中世纪，甫一出现便带有强烈的新的时间意识，旨在将基督教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分开来^［20］。“以耶稣为开端的基督教时间观把两希文明中的循环型时间观拉直为过去、现在、未来的直线型时间观。”^［21］线性时间观体现这样的进步观念：过去是旧的，现在是新的，现代比古代更为进步。在中世纪，这种进步观念还是含蓄的、腼腆的，甚至带有自省的意味，他们将现代人比喻为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既肯定现代人的进步，又承认现代人的不足。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现代性的开端时期，西方历史开始被划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三个阶段，并被赋予鲜明的价值判断。古代是光明的，而中世纪是黑暗的，现代的任务就是结束黑暗的中世纪，复兴灿烂的古典文化，走向光明的未来。虽然“复兴”带有一定的革命色彩，但是仍未走出古人的荫庇。直到培根喊出我们才是古人，“只有世界的老迈年龄才算是真正的古，而这种高龄正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所拥有，并不是属于古人所生活过的世界早期；那早期对于我们说来虽是较老，从世界自身说来却是较幼的……我们也有理由希望从我们的这个年代……获得远多于从古代所能得到的东西。”^［22］现代人才真正确立了对现代的自信。启蒙运动进一步膨胀了现代对传统的优越感。“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23］经济和政治的“双元革命”开启了资产阶级所治所享的“漫长19世纪”^［19］8（1776—1914年），资产阶级终于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霸权，现代性与殖民性实现媾和，革命的资产阶级逐渐失去革命性，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亚非拉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敲响丧钟，彰显更加彻底的革命精神。总体来看，革命精神渗透于现代性的两种形态——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之中，资产阶级除非“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8］34，而无产阶级的使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则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24］。

（三）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相互作用

革命和改革是名副其实的现代性话语。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25］241他认为，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一种仅存在于现代的有限历史现象^［25］242，因为只有现代社会才有条件实现如此复杂的巨变和整合。阿伦特也持类似看法：前现代只有暴力和战争，而无使社会产生根本性变化的革命^［26］。国内学者张明认为现代性与革命呈现“正—反—合”的辩证关系：初期，革命与现代性是合而为一的，革命是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是革命的目的。在特定阶段，现代性固有的工具理性割裂了二者的统一性，现代性走向自身的反面并消解了革命热情。此时，需要重新发动革命，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实现二者的再次统一^［8］。但是，“不断革命”并不总能按照“正—反—合”螺旋式上升的理想发展，一旦脱轨就会形成反对现代性的革命，从而产生巨大的破坏力。现代社会基本矛盾是现代性最根本的内容，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中介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性是革命的根源，社会基本矛盾不可调和引发革命。同时，革命又发挥历史的火车头作用，成为推进现代性的动力和手段。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不仅表现为革命，而且还表现为实现社会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前，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改良是革命发展的一种形式。”^［27］特别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总体适应的情况下，应当以改革的方式处理社会基本矛盾。概言之，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的互动关系既体现在方法论层面，也体现在本体论层面。在方法论层面，现代性是目的，革命和改革是必要手段、动力和保障；在本体论层面，现代性是根源，革命和改革是结果，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体的，革命和改革是现代性的自我发展和表现，现代性是一场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革命和改革。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样内蕴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的互动关系。革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党史里程碑式的标识和关键词，三者在时间上继起，在空间上共存^［28］，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不同阶段体现不同的实践逻辑。这些实践逻辑包括：革命的现代性、改革的现代性、综合革命与改革的复调式现代性。

二、革命的现代性（1921—1978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

革命史曾经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在革命范式之外开辟了新的“现代化”范式。随着中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推进，现代化研究范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罗荣渠认为，现代化范式是“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29］，革命是推进现代化的运动，其自身不是目的，革命化终究要汇入现代化的主流^{［3］241-243}。此观点虽然肯定了革命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但是有以现代化遮蔽和取代革命化之意。甚至有学者认为，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因救亡图存的革命战争而“脱离现代化”^［30］，这就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性。诚然，革命和现代化之间具有一定张力，但二者不是相互覆盖、取代和对立的关系。革命与现代化相互纠缠，使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呈现革命的现代性形态，这种趋势一直延伸至改革开放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一）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资格

现代性具有普遍性，任何民族都逃不开现代性的命运，这是由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决定的。现代性的普遍性并不排斥现代性的特殊性，各国因社会物质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和外部环境的差异，其现代性的生成过程、方式和结果也将不同。资本主义现代性最早产生于西方，它内在强烈的扩张需求迫使其他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以普遍性抹杀特殊性，并剥夺了其他一些国家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权利，中国的后发外源型现代性正是在这一历史境遇中发生的。近代以来，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推动了中国现代性的发展，但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民族独立地位和自主发展现代性的资格。中国的有识之士先后从器物、制度、文化等层面展开变革，尝试了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改良、资产阶级革命等道路均未能摆脱中国现代性依附和式微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战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创造根本前提。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31］，使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稳固屹立在世界东方。抗美援朝战争和中苏冲突是“中国现代性的完全自主性确立的标志性事件”^［32］。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争取并有力维护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主体资格。

（二）创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制度条件

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现代性曾是世界现代性的唯一方案，其两大支柱分别是理性和资本。近代中国也一度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实现民族自强，但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33］1470，中国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发展缓慢。不仅如此，中华民族还陷入亡国灭种、文明断绝的空前危局。因此，近代中国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始终持有“模拟”和警惕的复杂态度［34］。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劳动异化、阶级对抗、生态危机、全球不平等等问题的内在缺陷日益显现，并且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促使全人类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深刻反省。不仅使西方人疾呼“西方的没落”，而且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今则大梦已醒矣”^［35］的感叹。然而，这些现代性反思都只停留在文化层面，表现为对理性主义即理性现代性的批判，而未能深入西方现代性根本之处展开资本现代性批判。即便如此，反省现代性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国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祛魅。在一战期间爆发的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现代性视界，中国现代化有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选择。于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追求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有机联系的历史阶段，科学解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领导权和前途等问题，并初步设计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3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纲领。1954年，我国制定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1956年底，经过3年多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制度条件。

（三）奠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37］。前者体现政治现代性，后者关涉经济现代性，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社会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前一个历史任务，其后人们开始热情高涨地建设新中国。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通过采取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扩大城乡交流等一系列举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3年至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推进，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1956年至1966年，十年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遇挫折，但仍取得不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在工业建设、交通运输业、农田水利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成绩显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干扰、共同奋斗，推进工业、农业获得一定的增长，科学技术战线也取得若干新成就。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革命与现代化持续互动，展现了革命现代性的多重面向。一是革命对现代化的正面作用，革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二是革命对现代化的反面作用，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方式组织经济建设，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严重阻碍和破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是现代化对革命提出新的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暴露出问题，生产关系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然而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有效回应。革命现代性的多重面向相互博弈，使中国的现代化在曲折中行进。

三、改革的现代性（1978—2012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

改革开放以后，改革逐渐取代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但是，革命一词并未消失。龚育之认为，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政治革命的原义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命精神的转义之分^［27］。唐爱军在此基础上提出：革命在改革开放后彻底以转义的形式存在，并成为建构改革话语的重要资源^［6］。实际上，与其说上述转变是由原义到转义，不如说是由原义到本义。所谓革命的原义，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原初理解，是在政治革命的原初语境中对革命的狭义化阐释。革命的原义并不是其本义。革命的本义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38］，其中涵盖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方面，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向革命本义的回归，革命与改革实现了语义融合。“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39］135从而促使党的意识形态主导话语从革命到改革平稳过渡，既保持了政权稳定，又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改革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动力和手段，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

（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创新

20世纪中叶，世界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性两大模式激烈对垒的格局。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在革命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具体情的革命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仿效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与西方资本主义脱钩。1956年，在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以苏为戒，独立探索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强调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等十大关系，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中已经涉及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40］。党的八大初步酝酿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为补充^［41］。然而，由于受到“左”倾思想影响，这些设想最终都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中国共产党转而通过政治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求现代化的突破，但实际上仍未能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42］，明确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4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现实和世界形势，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开展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开拓了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现代性道路。

（二）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保证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与阶级社会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予以解决。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改革的对象主要是体制机制，首先是经济体制。过去单一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邓小平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39］138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形成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39］256普遍性、开放性和国际性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44］。现代性不仅体现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古今嬗变，也体现为从西方到东方、从北方到南方的全球化浪潮。现代性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和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而产生和发展，并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里，我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建设，错过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从而落后于时代。因此，对外关系及其相关体制改革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之一。我国深化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形成良性互动。

（三）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列宁认真考察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抓住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处实现突破，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下，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最终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6年，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五”计划也取得巨大成绩。此时，我国虽然迈进了社会主义，但是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应该聚精会神抓经济建设，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然而，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干扰和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长期被僵化体制束缚的生产力；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的文化和道德素质，为经济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障和支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进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对外开放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跃居世界第一位，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改善，实现总体小康，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四、复调式现代性（2012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

中国特色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战略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体现改革的现代性和革命的现代性合奏的复调式现代性特点。改革仍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在总体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后，又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同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革命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内涵更为丰富，时代性更为鲜明。首先，在意义层面，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其次，在社会层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艰巨而伟大的社会革命，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再次，在精神层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革命精神、斗争精神，继承和发展革命文化。最后，在政党层面，革命不仅表现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还表现为党的自我革命。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革命的上述意蕴将进一步凸显。革命同改革一道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深入。

（一）为中国式现代化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加强党的建设。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从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探索出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即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的自我革命，在革命精神、政治品格、政党标志、政党实践等层面阐发自我革命的重要意义。其中，作为“第二个答案”的自我革命具有尤为崇高的意境和巨大的创新价值^［45］。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46］伟大社会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人民开创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实现的深刻社会变革。“两个伟大革命”的重要论述不仅拓展了革命的内涵，以社会革命超越了暴力革命的狭义理解，以党的自我革命丰富了革命的时代新义，还深刻指出了党的建设与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两个伟大革命”的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改革，扩大开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坚定不移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强调“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4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十余年来，全面深化改革成效卓著，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二十大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8］，并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为将这些部署落到实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科学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接实践续篇、开时代新篇，一以贯之、守正创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目标、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等，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三）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4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但是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面对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其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党的二十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领域强调：“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50］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通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同时，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战略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新时代的伟大革命和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精神主动是指精神上自由、自觉、自信、自立、自强的状态。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3］1516中国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武器，结束了近代以来在被动挨打的境遇中东西求索，学习各种主义却四处碰壁的窘境，开始自信从容地改变中国、改变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的精神从被动变为主动，不断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的精神变得愈加主动^［5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实践证明，“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48］。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的转变和主动精神的累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52］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群众史观，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历史主体作用，把人民群众的精神意志凝聚为强大历史合力。因此，作为“主心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对调动和凝聚人民精神力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弘扬和发展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发扬革命精神、斗争精神，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敢于刀刃向内，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同时，带领人民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决定了长久、饱满的主动精神的维系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撑。新时代全方位的伟大变革，使“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48］。

五、启示

现代性、革命和改革贯穿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推进的全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各个历史阶段都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因此，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仍要处理好以下五重关系：一是正确把握现代性的内在张力。现代性作为社会整体转型的总体性变革，包含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生态现代性等内容。与将革命作政治的理解不同，现代性常被作经济的理解，而作为现代性建构过程的现代化就被自然理解为经济建设，这虽然抓住了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忽视了政治和文化等对经济的反作用，容易引起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加剧、精神生活贫乏等现代性问题。因此，应以经济现代性为重点推进现代性的全面发展。二是正确把握革命的内在张力。革命包括改造自然层面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改造社会层面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等，这些革命类型紧密联系、辩证统一，不能以某个单一类型的革命取代其他革命。长期以来，革命被狭义地理解为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统帅甚至遮蔽其他革命，给现代化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应一切从实际出发，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正确选择和推进不同类型的革命。三是正确把握改革的内在张力。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体制、军队国防体制、对外开放等方面改革。各方面改革相互支撑，但又不能等量齐观。因此，应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突出重点、系统集成、注重实效。四是正确把握革命与改革的张力。比较而言，在当代中国，革命的内涵较为宽泛，涵盖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多方面，涉及历史意义、社会活动、精神意志等多层次。而改革的内涵更为明确，即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革命无法覆盖改革，即使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革命，否则会模糊改革的明确性，削弱改革的重要性。改革也无法替代革命，革命的延续性所呈现的厚重历史和远大前景与革命的广延性所呈现的宽阔视野和丰富层次都超出了改革的范畴，革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语义生长空间。因此，应该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改革，促进革命内涵的时代性转换和发展，更好地发挥革命的作用。五是正确把握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的张力。现代性与革命和改革联系紧密：一方面，现代性是目的，革命和改革是必要手段、动力和保障；另一方面，现代性是根源，革命和改革是结果，是现代性的自我发展和表现。革命和改革的正当性是由现代性赋予的，否则，即使其仍然被称为“革命”，却已失去了革命的合法性基础。因此，革命和改革必须以现代性为依据和目的，坚持与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根本利益相一致，充分发挥推进现代性的动力、手段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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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秋雨（1990—），男，安徽灵璧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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