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社科纵横》2025年第5期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研究

耿宇瀚¹,左长缨²

（1.宁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银川 750021;2.宁夏文物保护中心，银川 750004）

【内容摘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依托长城文物及其相关文化资源打造的一个主题鲜明、内涵明确、功能完善、文化标识性强的公共文化空间，也是对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的创新。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建设与实践中可以看到，文化遗产利用、文化象征构建与文化互动参与的联动，促进了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整体性探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也是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包括文化遗产的景观空间、文化符号的象征空间和文化体验的互动空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还需合理保护和利用重要的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展示、资源整合与社会参与，塑造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新路径。

【关 键 词】长城文化；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化空间；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25）05-0131-08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国家文化公园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结合起来，旨在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探索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径，形成彰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公共文化载体。“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国的首创概念，具有集中体现国家意识的特征，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价值认同的一致性、整体性^［2］，兼具国家性、民族性和世界性^［3］。现有研究表明了国家文化公园在保护传承、宣传教育、科学研究、游憩、社区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一定功能^［4］。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明确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原则、主体功能区、主要任务等内容。2021年8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开始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体现了国家文化标识的构建与文化空间的生产过程，因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保护是依托长城文物及其相关文化资源打造一个主题鲜明、内涵明确、功能完善、文化标识性强的公共文化空间，同时也是对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的创新。长城沿线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和聚落资源禀赋，共同构成了复合型的遗产体系和整体文化空间形态。如何有效利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在文化展示、功能整合与文化实践中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资源，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渊源与价值意蕴

国家文化公园是在国家公园体制、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等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的文化实践创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也在这一文化实践中，呈现出国家性、民族性、世界性和相容性的文化价值意蕴。

（一）理论渊源

自然区域的保护管理机制是“国家公园”概念的最早来源。随着保护范围的扩展，国家公园突破了自然资源导向，将历史遗迹保护囊括其中。总的来说，国家公园强调了公园属于主权国家的国家所有、国家建设、国家管理和全体国民分享的权益属性^［5］。与美国国家公园概念偏向自然属性不同，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则更多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愿景^［6］。

除了国家公园体制，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实践还受到欧洲“文化线路”、美国“遗产廊道”理论的启示。“文化线路”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象征意义，以及遗产保护空间的扩大和延展，其概念内涵和功能标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文化线路”关注其所依赖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物质、非物质等多元构成要素，侧重于对象征意义主题和历史文化的挖掘，以及主题化的旅游路线、文化项目^［7］。“遗产廊道”通过集合特殊文化资源，体现廊道历史文化价值的整体认识^［8］，在遗产保护的同时实现区域的环境美化、人文创造、经济复兴与社区认同，强调了遗产教育和遗产旅游的重要价值。

线性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本土性融合推动了国家文化公园概念创新。线性遗产呈现“点—线—面”的内在逻辑与外在纽带的体性关系，凸显出了文明与文化的价值，从遗产体系的类型来看，中国的黄河、长江、长城、长征、大运河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皆属于线性遗产^［9］。中国近些年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遗产理念和认识的讨论中，较为注重历史文脉的完整性保护，在现代遗产理念的基础上融入东亚的遗产保护理念^［10］。虽然国家文化公园借鉴了他国的国家公园体制、理念与经验，但最重要的是吸收了中国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突出了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综合保护，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开展具有一定时空跨度的国家公园形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二）价值意蕴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以国家为主导，在以长城为核心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区域范围内的文化资源整合，形成了将文物与公园相结合的文化公园载体形式，其重要目的是实现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有效保护、展示和传承^［11］。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遗产话语及遗传保护的创新，是具有“国家意志”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国家修订制定法律法规、编制建设保护规划，实施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基础工程，不断完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机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立足于国家高度，体现了顶层设计以及各部门跨区域的统筹协调，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形成合力，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和数字再现等工程，从而提升文化与生态系统保护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目标是依托国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文化传承，打造中华文化标识，在构建国家象征的过程中强化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文化可以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力量之一。长城文化区域承载着历史文化价值、建筑遗产价值和文化景观价值，具有多样化的文化资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整合利用长城文化区域的文化资源，构建出彰显国家文化和中华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同时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形有感的文化宣传场所。

总的来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突破以往博物馆式的文化保护理念，探索整体性、活态性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不断提升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价值挖掘和宣传教育功能，通过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和传统利用等方式拓展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生活空间。在特定的公共文化空间中，将遗产保护利用、社区生产生活以及自然生态有机联系起来，形成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体现出长城与自然、长城与地方社会、长城与在地居民的关系。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在协同共生与价值延续的基础上探索大型文化遗产相容性^［12］的保护与利用模式路径，呈现出“人与自然”“遗产和环境”“遗产与社区”之间的共生，通过构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来进行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

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分析

列斐伏尔将空间的生产分为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现的空间（表征性空间）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体现了“感知的”“构思的”和“亲历的/体验的/生活的”三位一体的空间中的辩证关系^［13］。空间实践对应的是空间的物理维度，空间表象体现的是空间的精神维度，表现的空间（表征性空间）则与空间的社会维度对应。其中，空间实践指可感知的物质性空间生产的体现；空间表象体现着空间的话语机制和权力关系，是一个被概念化的空间；表现的空间（表征性空间）则强调“居住者”和“使用者”象征性地使用空间中的对象物。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文化遗产是感知空间的物质基础；空间表象的文化象征空间体现了文化标识的构建及“国家性”的构建；表现的空间（表征性空间）中的文化互动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文化体验与社会参与。从文化空间的视角来看，文化遗产利用、文化象征构建与文化互动参与的联动，促进了大型文化遗产在保护利用与整体性探索中的文化空间生产，为发挥长城遗产的多样文化价值指明了方向。

（一）文化遗产的景观空间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景观空间体现着公共文化载体的物质资源及其建设基础，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通过长城文化资源的整合，构成长城文化景观体系。在空间实践中，空间中物的生成与网络结构反映了物质性空间的构建。由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构建体现了社会构成物的生产过程和结果，其中各种物质形态和元素的配置与组合呈现了长城文化遗产景观的空间实践。

长城作为跨行政区域的大型线性遗产，需要国家在相对统一的范式下引导发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原真性保护原则的基础上，通过遗产本体保护、环境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和风景复合廊道体系建设等路径，建立起视觉形象的识别系统，由此可以让参观者感知到长城的遗产、自然和人文风貌。长城文化遗产具有地域的广泛性、文化的多样性和资源的差异性，因此需要遵循“核心点段支撑”“线性廊道牵引”“区域连片整合”和“形象整体展示”等规划原则。在此基础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题明确、内涵清晰，能够因地制宜地结合长城遗产周边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将自然环境、地势形态、城市格局、地域风俗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入长城聚落景观。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形态通过点、线、面的要素实现有机组合^［14］。相同类型或相近功能的点状、线状文化遗产，由于具有共同的产生背景和象征意义，串联起来可以表达共同文化主题，按照一定习惯性交通线路形成线的结构形态，再通过历史文脉和区域文化，点状、线状的遗产集合又有机组合成文化格局空间形态的面。长城遗址跨越15个省（区、市），春秋战国时期至明代修筑的长城墙体、敌楼、壕堑、关隘、城堡以及烽燧，均属于《长城保护条例》的保护范畴。其周边的区域环境、经济形态、历史聚落、人文内涵、社会风貌、民俗文化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以长城区域文化为基底，呈现了地域化景观风貌特征。长城遗址是该景观空间的文化内核，长城沿线以长城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形成了文化遗产景观空间的文化支撑，长城文化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风情、文化底蕴滋养着人文环境，形成一个具有文化生态价值的综合文化体。

（二）文化符号的象征空间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以文化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向公众阐释和传达长城文化的价值意义，建立起以弘扬中华文化价值为核心的文化传播、传承展示空间。政府、专家或投资者等充当着空间表象的主体，以政策、制度、规划、符号等工具，在空间象征（意识形态与权力）的构想和设计中实现空间生产目标，由此打造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符号象征空间系统。

符号作为一种表征，具有构建现实的作用，从而营造出空间的语境。长城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符号，具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15］。长城不仅是世界语境中的中国符号，突出代表了中国地标性建筑的文化形象，同时生动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与时俱进的长城文化符号形态彰显着国家文化和全人类共同文化价值，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诠释和展示长城文化价值^［16］。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中，通过对长城文化精神内涵的阐释，统筹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可以塑造中华文化的精神标志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

文化符号象征空间通过文化语境引导人们认识与理解制度、概念、术语或编码等内容，从而共享文化资源，加强文化认同。长城文化符号的空间语境构建，一方面形成了长城视觉形象的识别系统，将线性遗产的复杂形象纳入文化标识系统；另一方面形成了长城文化精神空间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精神价值的文化概念载体。首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中的长城遗址、博物馆、展示馆、相关文化实物和文化标识构成长城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本体部分。其次，与长城线性遗产相关联的驿路、堡寨、村落、城镇和城市构成了长城文化区域，形成了超越长城遗址本体的长城文化展示空间。最后，长城文化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各种精神文化构成了长城线性文化遗产的精神空间体系，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活态的文化资源。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在本质上是建构一种新时代语境下的中华文明空间叙事体系^［17］。由遗产本体、文化区域及精神文化组成的三重系统共同呈现出立体的长城文化象征空间，让人们在近距离接触文化遗产及文化宣传的同时，将长城文化在各个时代的记忆、话语和行动等融会其中，构造一个叙事空间体系，从长城文化的角度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三）文化体验的互动空间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空间构建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其文化空间，在对空间中象征物的使用中通过对文化编码的解码，提供一种直接经历的、活生生的社会性空间，在多层次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中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亲历性的文化体验。通过文化符号的打造、文化生态的保护等方式理解运用相关文化资源，在文化空间实践中进行文化生产，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强化复合功能发展，为文化精神发挥传播与带动作用提供一定的文化场景，从而有形有效有感地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营造了文化时空场景、确立文化价值符号、建构文化叙事体系并丰富文旅融合体验^［18］。与以往博物馆式的文化保护模式相比，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活态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蕴含着独特的文化生态价值。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将长城及其相联系的文化资源整合起来，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文化体验的空间生产，拓宽遗产本体的文化场域，搭建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在文化空间生产过程中，结合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和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有效协调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构建遗产保护利用、文旅发展、生态保护和生产生活的和谐关系，以多样化的文化教育价值实践不断地提升长城文化价值的展示和传播能力。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互动空间中，社会力量、社区居民、旅游者等多方的参与营造出文化展示与传播的社会氛围，在强调文化身份认同、保证国家公园特色的同时，推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长城文化的综合价值。其中，长城文化区域内的相关文化社区，尤其是具有长城文化底蕴的聚落、代表性的长城附属堡寨或是长城戍边将士后裔居住村落，其居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联系作为遗产价值的组成部分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遗产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产生意义，包括激发观众的记忆，建构其身份认同和地方感^［19］。社会空间中的文化阐释与体验，能够使大众在遗产的社会文化价值表达中认识到国家符号日常生活的价值。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对文化时空场景的营造可以促进长城文化在全社会的理解、尊重和传播，从而对文化叙事体系进行有机整合，实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机途径。

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利用

国家文化公园突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单点保护的困境，通过点面结合形成了集景观、象征和互动于一体的文化空间，以此保护、传承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启了中国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新窗口。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通过对其内生力的激发，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合理保护与利用重要的文化资源，发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方位的带动作用，为当代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奠定了基础性的载体。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利用主要包括文化展示、资源整合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

（一）遗产景观空间利用中的文化展示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长城建筑遗产及其相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展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文化精神及文化魅力。

以遗址、博物馆为载体的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展示的内核区域，通过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和特色展示点相结合展示长城主题文化，形成国家文化形象标识。核心展示园是参观游览和文化体验的主体区域，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化资源及周边区域组成，其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相对便利，为参观者提供了基础性的文化科普展示。集中展示带是在核心展示园的基础上通过区域性文化资源分布进行整体性保护利用和系统提升，形成的文化载体带状密集区域，展现出文化景观的空间完整性，使参观者有一个空间性认知。特色展示点是较为分散但具有特殊文化意义和体验价值的展示区域，其与核心展示区域相辅相成，共同帮助参观者体验和理解长城文化。

长城文化区域内的传统节庆、民俗文化、艺术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精神文化展示空间，通过将长城文化主题嵌入周边的文化历史、文化生态与文化资源中，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展示。长城遗址沿线附近的城镇和村落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元文化传统^［11］，例如和屯堡文化相关的民俗活动、文化展演等。通过文旅的深度融合，这些文化资源也塑造着长城公众的文化记忆，并通过区域性的文化互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的展示。

长城文化区域内的传统村落、文化城镇及历史街区构成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展示的传统利用空间。传统村落与旅游村镇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长城整体价值传播的多元体系的发展，丰富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业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传统利用空间是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展示基础上的文化空间拓展，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展示，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更全面、立体地展示长城文化景观和文化生态价值。

（二）遗产整体性保护与文脉延续中的资源整合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跨越较大的区域范围，涉及多个部门领域，涉及大量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因此如何整合各类资源、对现有文化文物保护体系进行整体性保护和高质量提升显得尤为重要。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利用，实现文化区域内的文化价值整合与文化功能整合^［18］。在文化价值的整合中，通过构建长城区域文化价值体系，使文化单位的各层级作为整合性的文化体发挥集合效应，形成跨越区域空间的文化共同体。在文化功能的整合中，发挥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综合价值，将文化保护传承与文化开发利用相结合，实现整体性的文化提升。在文化价值与功能价值整合的过程中，与长城文化主题相关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构成完整的文化空间形态，从而形成与遗产线性特征、旅游线路组织规律相匹配的文旅产品体系。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需要注意长城文化资源与周边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的融合，实现自然生态空间及长城聚落等文化空间的统筹协调^［20］。与长城文化区域相联系的地方社会和人文景观，体现了长城与自然、长城与地方社会、长城与所在地居民的关系，在自然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协调中实现长城区域文化的完整性与本土化文脉的延续，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提供厚重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如重视长城文化区域内文化聚落的文化记忆、社会情感和人文精神，在注重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的同时，也注重对文化空间中人与生活的尊重与保护。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长城遗存丰富，长城沿线存有诸多关隘、城堡、烽火台等军事附属设施，素有“露天长城博物馆”之美誉。2013年，盐池县委、县政府在高沙窝镇二步坑村建设明长城遗址公园入口标志，沿明长城头道边建设旅游通道，依次在英雄堡、八步战台、安定堡、长城驿道、高平堡等处设立标识、观景点和观景栈道。2016年盐池县依据史书记载，在遗址附近重修长城关，并进行布展，成立了宁夏长城博物馆。后在盐池长城关西北边100米处建立“九曲”民俗文化园，主要呈现盐池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游九曲”，将长城文化区域的民俗互动融入展示空间。2020年，明长城头道边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示范段之一。近些年，盐池县不断探索文物保护新模式，充分挖掘、开发、利用地域文化，依托古长城资源禀赋优势，打造具有地方人文特色的文化空间，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展示与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具有整体性、创新性的探索路径。盐池县充分利用红色文化、长城文化、草原文化、边塞文化交汇的独特人文底蕴，整合长城文化资源、农旅资源、自然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文化融合实践推动农村发展、农业转型、农民致富，扎实推进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对长城文化区域内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可以发挥文化资源的发展价值，在主题展示区的基础上通过点、线、网的文化空间关联建设综合复合廊道，以旅游公路、骑行道、步行道等基础设施将长城文物和文化遗产串联。此外，实现就近历史城镇、传统村落和自然生态、现代文旅优质资源的文化、信息、服务、交流互通，可以带动周边的文旅产业发展，实现周边文化旅游资源一体化开发以及相关优质景区的改造提升，助力长城沿线地区的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与共同富裕。

（三）遗产与区域文化相容中的社会参与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互动不仅可以加强遗产所在地社区与遗产保护传承的联系，促进社区高质量发展，还可以让人们理解、尊重并传播长城这一中华文化标识的价值，以丰富、鲜活的方式彰显“国家文化”。

长城沿线村庄社区主体性的参与促进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可持续发展，村庄在地性文化丰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性特色^［11］。因此，长城文化区域中沿线相关社区居民的内源性参与是文化价值在地性阐释及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的重要性支撑。长城沿线村落社区作为长城文化遗产价值的组成部分，其当地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与长城文化遗产不可分割。如何平衡当地社区在传统生计方式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社区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需要关注长城沿线社区居民的生计文化与生产生活，避免商业过度进驻对发展旅游的不利影响。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体现社区与居民的主体性，尊重其生产生活需求，加强其参与的积极性，可以充分发挥长城沿线村落社区的遗产传播价值和文化建设作用。

潮湖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古称潮湖堡，最早是长城“西边墙”潮湖堡屯兵点，后演变为较繁华的村镇。村落附近贺兰山内有归德沟明长城遗迹，村内还有普佛寺、饮水寺、文昌阁遗址、陶氏古井、古钟等文化遗迹。潮湖村的陶氏宗支聚居地为其提供了深厚的文脉资源，有力支撑了潮湖村的乡村特色旅游。潮湖村的陶瑞珍女士秉承陶氏家族遗风，在葫芦烙画工艺的实践中不断匠心钻研，形成独特艺术风格，成了自治区级非遗葫芦烙刻画传承人，并成立非遗工坊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陶氏后裔文化挖掘整理工作受到地方文化部门重视，潮湖村也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提升村落的整体发展品质，也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空间注入传统利用的文化活力。

黄羊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余丁乡，始建于明代，西邻宁夏明代长城著名关隘胜金关遗址。黄羊村现有保存较完好的古村民居建筑82处，200年以上树龄的古树1400余棵，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黄羊钱鞭、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2项。其中，黄羊钱鞭起源于明朝，流传于黄羊村，是一种综合性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今天已演变为大众化民俗体育文化娱乐活动。2021年5月24日，黄羊钱鞭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黄羊村对黄羊钱鞭的传承与推广，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还深入挖掘了地方文化底蕴，在传统利用基础上的文化展演加强了在地化的文化体验，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氛围。

参观者的互动式参与可以使其增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亲历性，认识到国家符号日常生活的价值，在文化互动的体验中获得地方感和身份认同。例如长城沿线的长城公路、步道、骑行道等设施及相关的活动赛事能够让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感受到长城文化的景观价值，满足对长城文化深入了解的文化和精神需求。文旅融合发展和各类研学活动也使参观者参与长城文化区域社区的文化、民俗互动，在互动式的体验中融入文化场景中，增强对长城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深入认知。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建设中，社区居民和参观者的共同参与可以使其充分融入长城文化的景观场景中，从而成为遗产价值的传播主体，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财富。

四、结语

国家文化公园是探索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新路径，通过国家文化标识建构与文化空间生产，突破单一的遗产保护或旅游景区开发，以利用与传承的方式实现对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综合性保护，形成开放、活态的公共文化载体，实现对中华文化价值的传播与彰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一重大文化工程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的实践，通过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文化旅游融合进行遗产价值传播、推动中国文化标识建立。长城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世界语境下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以长城文化遗产为核心形成的文化区域与文化空间，连同其遗产本体、文化聚落以及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反映着人与人、人与遗产、人与文化空间之间的深度联系。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和探索从遗址本体范围扩展至与遗产本体相联系的文化空间与文化区域，关注与遗产本体相关的社区与人的生存与发展，可以实现深层次的整体性保护发展。长城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空间蕴含着强大的文化力量，对其文化空间的保护利用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通过文化生产挖掘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与精神价值，通过社区发展反哺保护区域文化生态、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通过情感体验强化国家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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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耿宇瀚（1988—），男（回族），宁夏银川人，博士，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左长缨（1970—），女，宁夏银川人，硕士，宁夏文物保护中心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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