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据来源
研究时间范围为 2002—2018 年，研究对象为17 个省区市，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wind 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等。某些数据无法通过统计年鉴直接获得，需要经过计算得出，个别原始数据缺失，采用均值法进行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省区市贸易开放度的影响
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于 2013 年，其促进了沿线省区市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效率的提高，那么，“一带一路”倡议会促进贸易开放度提高吗？为此，借鉴张倩倩等，设计模型如下：
其中：i 代表“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区市，t代表年份，dit 为时间虚拟变量，Xit 为年份 t 与倡议提出时间 2013 年的差，Xit 大于等于 0 时，dit 取 1；Xit 小于 0 时，dit 取 0。
MYKFit 表示各省区市某年份贸易开放度。为了更准确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区市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本文结合影响贸易开放度的因素，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用 Zit 表示，具体以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以 FDI、R&D 投入强度、路网密度和人均 GDP 来衡量。回归结果见表 2（表略）。
表 2 报告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省区市贸易开放度的估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均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区市不同年份的贸易开放度，年份虚拟变量dit 对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明显地提升了沿线各省区市的贸易开放度。
（二）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应用 GMM 方法对 2000—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模型（1）进行基准回归，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从经济含义出发，考虑到一些制度性的因素会同时对 GDP 和FDI 产生影响，如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壁垒等，这些因素存在着明显的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因此，需要加以排除或控制，否则 FDI 将成为内生变量。更进一步来看，这种制度性因素很有可能在省级层面的变化各不相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表 3 第（2）（3）列报告了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 5%的统计水平上，FDI、CYJG 的系数显著为正，由此表明，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引起生产规模不断增加，拉动了就业、显著地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增长；CKZE 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出口总额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不够显著。在 1%的统计水平上，CKZE2 的系数显著为负，由此表明，出口总额增长又会引起生产规模再一次扩张，进而引起新一轮的出口增长，会使得传统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出口产品的获利空间有限，显然不利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CYJG2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贸易开放引发的产业结构二次调整后，出现更多的本地企业为外资企业“打工”现象，也不利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FDI2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后续投资或追加投资进一步巩固了外资企业的地位，抑制了本土企业的成长，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在 10%的统计水平上，FDI×CYJG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贸易开放使外商投资增加，进而使生产要素流向效益较高的部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这与已有的研究和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1. 经济增长总效应异质性分析
根据（2）式和（3）式测算出 2000—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区市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对 17 个沿线省区市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分省区市回归，发现各省区市受“一带一路”建设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分类汇总，按照各省区市经济增长总效应的演变趋势，分为增长上升型、增长波动型、负增长型等三种类型。
第一种增长上升型：上海、浙江、吉林、内蒙古4 个省区市属于增长上升型。4 个省区市由贸易开放度提高引起的经济增长效应随年份增加持续攀升，说明上海、浙江、吉林、内蒙古 4 个省区市随着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应也不断扩大。
第二种负增长型：海南省属于负增长型。海南在2002 年前以及 2015 年后，由贸易开放度提高引起的经济增长效应为负，这表示在部分年份，海南省贸易开放度提高后，并没有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同时，海南省无论从贸易增长效应的总量来看还是从趋势来看，都与其他省区市的贸易开放引致的经济增长效应差距较大，说明海南省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还未完全凸显出来，这与邢国繁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第三种增长波动型：辽宁、黑龙江、福建、广东、广西、重庆、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一带一路”沿线 12 个省区市属于增长波动型。贸易开放度提高引起了经济增长效应的扩大，随时间推移却呈现出波动态势。这说明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对这 12 个省区市都带来了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尤其对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广东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军，由于其经济水平、产业基础、要素禀赋、科技教育本就遥遥领先于大多数省区市，因此其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在"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区市中最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由于传统产品升级换代慢、新产品开发不足，经济增长由快转慢出现增速下降的趋势。
2. 贸易开放引致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
按照（2）式，将“一带一路”贸易引发经济增长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与产业结构变化无关的规模效应，根据 17 个“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市贸易引致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的趋势，可分为增长上升型、增长波动型两种类型。
第一种增长上升型：内蒙古、黑龙江、海南、陕西 4 个省区属于增长上升型。4 个省区由贸易开放度提高引起的与产业无关的规模效应随年份增加上升，说明内蒙古、黑龙江、海南、陕西 4 个省区随着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与产业结构变化无关的规模效应不断扩大。尤其对于黑龙江和内蒙古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该地区与俄罗斯、蒙古的经贸往来，贸易额不断增加，生产规模扩大，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种增长波动型：“一带一路”沿线的辽宁、吉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重庆、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3 个省区市属于增长波动型。贸易开放度提高引起了与产业无关的规模效应的扩大，随年份增加呈波动态势。这说明这13 个省区市随着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来自贸易国的外来投资不断增加。贸易便利化不断改善，带动该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增加，进一步引致生产规模扩张，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因产业结构并没有改变，出口贸易局限于传统产品，容易受外部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使得经济增长效应出现上下波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广东省贸易开放引起的与产业无关的规模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区市中是最大的。这是因为广东省随着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其经济水平、产业基础、要素禀赋、科技水平的得天独厚，更能吸引贸易国的外资，增加贸易往来，因此其带来的与产业无关的规模效应也最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区市中贸易效应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大化。同样，由于广东省属于外向型经济，仅依靠传统产品出口很难维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3. 贸易引致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
按照（3）式，将“一带一路”贸易引发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与产业结构变化有关的结构效应，将 17 个“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市贸易引致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的趋势分为增长上升型、增长波动型、负增长型三种类型，进行各省区市贸易开放引起的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结构效应分析。
第一种增长上升型：内蒙古、吉林、福建、广西、重庆、陕西、宁夏 7 个省区市属于增长上升型。7 个省区市由贸易开放度提高引起的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结构效应随年份增加不断持续上升，说明这 7 个省区市随着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其所带来的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结构效应与其他省区市相比存在着更为显著的提升效果。
第二种增长波动型：辽宁、云南、甘肃、青海、新疆 5 个省区属于增长波动型。贸易开放度提高引起的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结构效应随年份增加呈波动态势，但效应为正。同时，辽宁省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结构效应波动最大，尤其是在 2013 年前后有较大变化，可能是受到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等因素的影响，先进的贸易国将初级产
品代工厂等产业链转移进来，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结构效应的增长速度，但总体仍为正效应。
第三种负增长型：黑龙江、上海、浙江、广东、海南 5 个省市属于负增长型。这 5 个省市均出现了贸易开放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结构负效应。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黑龙江，其他的 4 个省市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尤其是海南省，从 2013 年开始结构效应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可能是受到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等因素的影响，贸易开放引进的初级工业、低端生产链恶化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区市中唯一一个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为负的省。而黑龙江、上海、浙江、广东基本上属于在 2004 年前处于结构效应负增长效用，在此之后结构效应不断上升，尤其在 2013年后，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 4 个省市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结构效应也不断上升，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见，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会持续扩大进出口贸易，而贸易往来使得生产要素流向效益较高的部门，从而促进生产结构不断优化，进而取得更加显著的比较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这与表 2 验证的实证结果也是一致的。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以上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模型（1）中的 CYJG变量改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 GDP 比重表示，并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 GDP 指数平减处理。结果显示，与得到结论基本保持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研究结论
以 2000—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区市的数据为依据，将六大经济走廊建设置于“一带一路”的分析框架下研究双边贸易开放所带来的各种增长机制。同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将贸易开放的经济效应进一步细分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动态地考察贸易开放度对区域
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得了与以往国际贸易研究不同的发现：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显著地促进了沿线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营商成本，释放了发展潜力，进一步提升了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了沿线各省区市的贸易开放度。
第二，贸易开放带来了经济增长效应。一方面，贸易开放度提高将会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促进贸易收入增加，引致生产规模扩张，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通过生产要素流向效益较高的部门，促进生产结构不断优化，进而取得更加显著的比较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出口，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同时，贸易开放度提高还会促进贸易国的外来投资不断增加，从而会引起生产规模不断增加，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各省区市产生了较强的异质性影响。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要素禀赋、科技水平各异，各省区市的贸易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东北、西北、西南地区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海南省因自身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制约，贸易开放引进的初级工业、低端生产链对当地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也是“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省区市中唯一一个贸易开放效应为负的省份。
第四，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各省区市受贸易开放影响各不相同，如内蒙古、黑龙江、海南、陕西 4 个省区随着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所导致的规模效应不断扩大，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黑龙江、上海、浙江、广东 4 个省市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不断上升，对经济增长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政策启示
自从 2013 年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以来，沿线省区市对外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丝路贸易对经济贡献度也在不断提升。为积极发挥贸易经济增长效应，加快沿线国家与地区经贸合作，提出如下政策借鉴。
第一，充分挖掘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为降低和分散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减缓经济和收入增长的阻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把更多创造增加值的加工环节放在国内，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维护国内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才能充分发挥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
第二，充分发挥贸易开放带来的规模效应。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等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加强对外贸易合作，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同时，采取多方协商降低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等措施，提高贸易自由度，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推动贸易便利化，充分发挥贸易开放的规模效应。
第三，科学顺应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充分发挥对外代工等外贸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因素，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创新贸易模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优化进口结构，鼓励出口企业从成本优势向全面竞争优势转变。积极避免外资对本土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不利的影响，不
断积累强大的生产优势，开拓国内市场，打造品牌，建设渠道体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以延伸、拓展产业链为主线，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子商务模式，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四，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对话，就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等领域进行深入交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完善双多边沟通机制，共同制定有利于双边或多边合作的政策，推动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软联通，共同制定和实施符合国际标准的技术、质量、安全等标准，促进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的流通，吸引更多共建国家企业来华投资，推动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创新投资合作模式、推动对外承包工程升级、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举措，加强质量监管和认证等方面的合作，确保各国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安全。
（作者：薛素芳，博士，兰州财经大学财务处，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万睿，硕士，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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