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社科纵横》2025年第2期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桂苑洁^a，张向前^b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a.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研究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418）

【内容摘要】社会组织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2010—202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回归 模型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经济发 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较快；对外开放程度、社会保障程度、政 府管控对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也都有促进作用，但高等教育水平、社会自治组织因素对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不 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出规范和监管社会组织发展，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完善社会组织 人才支持政策，吸引更多专业性人才；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营造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 等策略。 

【关 键 词】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组织；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6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25）02-0100-12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组织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类型上迅速扩张，呈现出蓬勃增长的态势。根据民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总数达到88.16万个，其中，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数量分别为37.30万个、0.96万个和49.90万个。可以说，当前社会组织覆盖了科学研究、教育、卫生、社会服务、文化、体育等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全方位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数量出现增长的同时，我国社会组织在各省份的发展状况存在着失衡的迹象，形成了一种区域有别的发展格局。根据2022年社会组织省域分布情况，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共计拥有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的38.27%。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出省域间差异？本文将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剖析这些因素对不同省份社会组织作用效果的差异，以期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均衡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文献回顾

管窥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许多学者对社会组织的概念、分类、功能、发展历程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分析，产出了一些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发展失衡加剧，学术界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问题。

（一）国外同类研究

国外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Saxton和Benson基于来自社会资本社区基准调查和国税局“慈善组织”业务主文件的数据，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2001年美国284个县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相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与非营利机构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1］。Schofer和Longhofer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自愿协会的纵向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国家的治理机构、富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将影响经济体产生的结社水平，进而会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2］。Galway、Corbett和Zeng以玻利维亚的非政府组织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多元回归对该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人口规模、城市化程度、土著人口规模和卫生系统覆盖面有关^［3］。Trzcinski和Sobeck对398个中小型非营利组织（包括小型基层组织）的自我报告增长的预测因素进行调查研究，使用多项logit模型和结构方程方法来分析项目制定、变革准备、管理能力、资金开发和社会组织发展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项目制定、变革准备和资金开发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发展，而管理能力则通过项目制定和变革准备间接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4］。Epperly和Lee研究探讨了1998—2007年东欧和苏联地区腐败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政府支出和民主等国内因素以及贸易水平、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援助等国际因素之后，腐败会使非政府组织部门的法律环境和财政活力更加恶化^［5］。Abdeldayem等研究调查了约旦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变化动态，发现减少政府对非政府组织领域的干预会使约旦非政府组织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6］。

（二）国内同类研究

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王玉珍和王李浩采用全国省域面板数据对我国转型期社会组织发展的差异性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转型时期，市场化程度、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公共治理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而城市化水平未能显著影响社会组织发展^［7］。颜克高和林顺浩以中国22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各地级市2011—2014年相关数据，深入分析地方政府行政嵌入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科层嵌入与领导嵌入都会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与发展能力的提升^［8］。陈天祥和王佳利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不同区域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四大区域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其中，社会保障水平对东部和西部的总体影响为负，中部地区的社会资本影响较弱^［9］。彭正波和王凡凡从理论上分析制度变迁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发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善与社会组织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10］。赖先进基于2012—2018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社会组织党建对区域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发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推进与区域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1］。范斌和闭珎尔以G省J市A协会为个案，从合作博弈和创新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通过对其转型发展过程的系统考察得出坚持合作与创新是社会组织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2］。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独立，虽然部分学者在研究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开始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探讨和分析，但解释因素往往偏向某个层面，较少全面地分析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考察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机制，无法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参考，进而限制了社会组织在化解和治理社会风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等方面作用的发挥。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利用2010年至2022年省级层面的经验数据来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为制定更加准确、高效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提供实际参考，同时也为建设富有活力、和谐稳定的现代化社会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三、理论与研究假设

组织社会学认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生存和发展基于所处环境提供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环境影响也会渗透到组织里。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也可得出组织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塑造^［13］。作为新时期全方位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存在于社会的大环境中，其发展亦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要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就需要深入了解社会组织所处的环境条件，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外部因素。从理论角度出发，限制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有几点。

（一）经济发展因素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关键要素。为了拓展规模和提升服务能力，社会组织需要积极地从外界环境中获取一定的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会公众参与地区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信心会提高，进而导致对社会组织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有学者通过研究证实，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拥有更多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14-15］。借鉴王淑英、寇晶晶等人的研究^［16］，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来综合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符号用gdp表示，并提出假设1：

H1：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越大。

（二）市场化因素

Hansen曾研究得出，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公民社会，社会组织的发展只是因变量，市场行为才是决定因素^［17］。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样受到市场发育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市场化改革降低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促使众多个体和私营经济主体崛起，推动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和成熟。随着市场的发展，一系列公共问题如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逐渐显现，但是这些问题并非单凭市场自身就能够解决，政府的介入也受到一定限制，从而激发了社会自我组织和治理的迫切需求。总而言之，市场化进程削弱了国家和单位制的掌控，为社会组织提供了相对自主的公共空间。在测度市场化程度时，樊纲^［18］、阎大颖^［19］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鉴于数据长度与本研究不匹配，因此，本文借鉴郝大海、李路路的研究^［20］，选取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财政支出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符号用fep表示，并提出假设2：

H2：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市场化程度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越大。

（三）高等教育因素

近年来，不少研究证实一个地区受高等教育的居民比例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呈正相关^［21-22］。本文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高等教育水平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的建设和运行需要大量专业人才，而高等教育则能够提供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从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往往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这有助于提升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能力，并为社会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借鉴景慧等人的研究^［23］，本文选用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高等学校包括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来衡量高等教育水平，符号用rcs表示，并提出假设3：

H3：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高等教育水平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高等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越大。

（四）城镇化因素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发展提高了城镇化水平，进而推动了人口居住密集化，随之带来了结社活动的增加。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研究^［24］。此外，城镇化进程提高了社会异质程度，引发了我国社会公共服务的深刻变革，从而扩大了人们对慈善和公益事业的需求。因此，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拥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借鉴丁怡婕等人的研究^［25］，本文使用各省城镇化率来衡量当地的城镇化水平，符号用ur表示，并提出假设4：

H4：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城镇化水平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越大。

（五）对外开放因素

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加深了对外开放的程度，社会组织作为对外开放中的信息传递者和沟通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对外开放的实践历程来看，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主要从两个方面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国际组织、外国非政府组织等进行交流合作，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推动自身的专业化发展，提高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社会组织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从而实现持续发展。因此，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就越容易。借鉴何智励等人的研究^［26］，本文选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符号用ftd表示，并提出假设5：

H5：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对外开放程度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越大。

（六）社会保障因素

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持续增强，对社会保障水平也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参与到社会保障服务中来。由此可见，社会组织的发展的确会受到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研究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对社会组织发展具体影响的问题，并且证实了社会保障支出赋予了公益类社会组织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良好空间^［10］。借鉴陈天祥、王佳利的研究^［9］，本文选用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来衡量各地社会保障水平，符号用sse表示，并提出假设6：

H6：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保障水平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的地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越大。

（七）社会自治组织因素

社会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同属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社会主体，同样以公益为宗旨，致力于促进社会福利、改善社会问题或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两大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协商合作将有利于推动多元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和社会发展进步。同样，在互动和合作的过程中，社会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彼此之间也会相互影响。赖先进、王登礼的相关研究表明，社会组织数量与社会自治组织数量具有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一定区域内社会自治组织数量越多，社会组织数量会越多^［27］。因此，本文借鉴其研究，选用社会自治组织的数量作为衡量社会自治组织因素的指标，符号用aon表示，并提出假设7：

H7：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自治组织因素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社会自治组织数量越大的地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越大。

（八）政府管控因素

当前，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仍倾向于采用政府管控的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具体而言，在政府管控影响下，社会组织在活动组织、项目提出等方面需要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遵循繁琐的申报、审批程序。这样会制约社会组织的创新性和灵活性，降低社会组织的反应速度，并在无形中增加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所承担的成本负担。此外，政府的严格管控还会削弱外部社会力量对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支持，影响其在社会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处于政府严格管控下的社会组织只能以依附的方式进行发展，丧失了灵活性和自主性。借鉴赖先进、王登礼的研究^［27］，本文选用地区民间组织管理费来衡量政府管控因素，符号用ngo表示，并提出假设8：

H8：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政府管控因素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负向影响。政府管控程度越高的地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越小。

四、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官方发布的统计年鉴，包括2010—2022年中国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以及经济、社会和教育特征等多个方面的信息。

（二）变量及测量

社会组织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见表1（表略）。

（三）模型的建立

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减少异方差带来的影响，本研究对上述各种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改进后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i=1，2，3……，31表示有31个省份，t=1，2，3……，13表示有13个年份；Y_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社会组织数量；α_i为截距项；gdp_it、fep_it、rcs_it、ur_it、ftd_it、sse_it、aon_it、ngo_i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各解释变量的观测值；β_i为回归系数，以β₁为例，当地区生产总值增加1%时，社会组织数量将增加β₁%；e_it为随机误差。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借助Stata 15.1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建模和回归，得出的主要变量数据的统计特征描述如表2所示（表略）。

利用F检验来决定是采用混合回归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表略），以社会组织个数、基金会个数、民办非企业个数和社会团体个数为因变量的四个模型的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01，故拒绝原假设，认为各省区市应该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截距项。在确定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时，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以社会组织个数（χ²=43.82，P=0.0000）、基金会个数（χ²=24.55，P=0.0018）、民办非企业个数（χ²=28.62，P=0.0004）和社会团体个数（χ²=64.29，P=0.0000）为因变量的四个模型均适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来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见表4和表5）（表略）。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深入研究各解释变量对社会组织数量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首先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最初的解释变量，并使用方程（1）进行回归。随后，按照变量的排列顺序逐步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最终得到了表6中方程（1）至方程（8）的回归结果。

（一）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城镇化水平对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假设H1、H2、H4成立

首先，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从表6可知，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方程（1）至（8）的回归系数都为正数，且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内。根据方程（8）的实证结果，地区生产总值增加1%时，社会组织数量将增加0.48%。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发展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当地区生产总值增加1%时，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数量分别增加0.93%、0.34%和0.58%（见表7）。其次，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市场化程度能显著促进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在市场化层面，表6中的方程（2）至（8）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并且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内。根据方程（8）的实证结果，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增加1%时，社会组织数量将增加0.62%。最后，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城镇化水平与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在城镇化方面，方程（4）至（8）的回归系数都为正。根据方程（8）的实证结果，地区城镇化率提高1%时，社会组织数量将增加0.53%（见表6）（表略）。

（二）高等教育水平对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不具有正向影响，假设H2不成立

从表6的回归结果来看，在高等教育水平方面，方程（3）和方程（4）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而方程（5）至（8）的回归系数为负值。根据方程（8）的实证结果，回归系数为-0.002，意味着高等教育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组织总量会减少0.002个百分点。表7中对分类型的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也证明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高等教育水平与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进一步印证了赖先进等学者的研究发现^［25］。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源自广大高校毕业生对社会组织的认知水平较低。通常情况下，多数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等薪资相对较高且较为稳定的就业途径，而对于社会组织的就业机会却缺乏认知。出现这种结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而现行较多社会组织在这种转型时期背景下，暴露出先天不足和后天发展畸形等致命弊端，出现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和管理混乱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高学历人群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持审慎态度，不愿意轻易参与其中。

（三）对外开放程度和社会保障程度对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假设H5、H6成立

第一，从表6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程度与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带来了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走出国门，使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不断拓展。通过对外开放，大批社会组织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合作，与不同国家的社会组织构建起跨国合作伙伴关系，提高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国家软实力。第二，在社会保障方面，方程（6）至（8）回归系数都为正，说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保障程度对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即社会保障程度比较高的省域，社会组织的发展速度相对也比较快。显然，这与理论预判中的假设6相一致。地区社会保障程度反映了当地民众对公共服务以及自身权益保障的需求，这一需求与社会组织的功能相吻合。具体而言，当地区社会保障程度越高，民众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也就越大。

（四）社会自治组织因素对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不具有正向影响，假设H7不成立

由表6和表7的回归分析结果可得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社会自治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负向影响，而这种负相关性在社会团体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该实证研究结果否定了假设7，表明当前阶段中国社会自治组织对社会组织发展并未起到促进作用，而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制约作用。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当前阶段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有明显的质变，并且其主体性相对较弱。因此，当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需求被社会自治组织满足后，公众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会相应减少，使得社会组织的发展速度逐渐减缓。此外，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U”型的非线性联动关系。在这两者发展的初期，社会自治组织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社会组织的增长，而当到达某一临界值后，又能显著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五）政府管控对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不具有负向影响，假设H8不成立

从表6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地区民间组织管理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社会组织数量将增长0.014个百分点（见表6）。这似乎与假设8的判断并不吻合。假设8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政府管控因素会制约社会组织发展。实证结果却表明，在省域层面，伴随着政府对社会组织科学管控的程度增加，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事实上，这种结果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处于转型阶段的特征比较吻合。伴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我国政府正在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组织有了更多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公共治理的供给呈减少态势，但依然会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呈同向，这也是我国转型时期的一种特质性表现，即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发展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六、结论与启示

根据前面的理论判断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较快；第二，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高等教育水平、社会自治组织因素对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不具有正向影响；第三，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对外开放程度、社会保障程度、政府管控与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在维护各利益群体合法利益、社区服务和管理，以及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促进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充分发挥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除了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以外，建议政府和社会采取相应策略：

第一，规范和监管社会组织发展，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针对当前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完善相互配套、不同层次的针对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促进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构建信息公开化制度，通过对社会公众公开财务、活动、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实现社会组织运作的透明化；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进行监督，监督主体不仅限于社会组织本身，还包括政府和社会各界，以确保社会组织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方向相符；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维系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保证项目既符合政府职能要求，又满足社会群众需求，从而达到提升自身沟通协调能力和公众信任度的目的。

第二，完善社会组织人才支持政策，吸引更多专业性人才。构建健全的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体系，重点完善包括职业资格认定、绩效考核、薪酬福利等领域的规范化制度，同时建立与职务晋升以及薪酬福利相配套的机制。积极组织高校大学生参与社会组织的就业对接、实习实践、志愿服务、社会公益等活动，提高他们到社会组织及其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就业的积极性，增加对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的供给；建立跨部门、跨单位的人才横向交流和流动制度，促进社会组织与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间的人才互动，提升社会工作职业的认同度。

第三，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营造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社会组织自身享受的税收优惠范围，大幅度提高个人和企业募捐的税收优惠比例；积极倡导各地设立专项基金，采用项目资助或奖励补助的方式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工作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法律上平等的合作关系，通过契约合同明确双方在服务购买过程中的角色和职责定位，实现购买服务工作与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有机结合；支持社会组织引入商业模式，通过建立与商业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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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桂苑洁（2000—），女，湖南益阳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组织战略与政策；张向前（1976—），男，福建仙游人，博士，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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