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社科纵横》2025年第2期
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理论与路径探析
王维平,代嘉辰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举措。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健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唯物史观是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迸发出的新样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是构建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理论基础与指引。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下,只有通过健全科技发展体制机制、产业改造与升级体制机制、政府政策支持体制机制、市场配置资源体制机制、资本投入机制等方式形成的交互系统,健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够合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 键 词】唯物史观;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25)02-0045-08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具有前瞻性、复杂性的概念,并多次对“新质生产力”理论进行阐发。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再次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2],将新质生产力理论向纵深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向体系化、结构化迈进。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机理
(一)“生产力”的本质内涵与构成要素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解决与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物质力量,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531“人的需要”构成了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动因。生产力是人在生产物质活动中展现出的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物质力量”[4],代表了各种生产活动中的人的生产能力汇聚成的社会生产力,并不是单个劳动者劳动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一定的结合方式形成的社会力量,这种结合方式要放在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人在生产劳动中改造着客观物质世界,也改造着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关于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三要素说”,即“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5]。它从劳动过程的角度剖析了生产力的各个部分,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的最核心的要素,也是生产力的原发性因素,离开劳动者主导性作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生产力首要的就是劳动者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改造世界的能力。劳动资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相化表达,即人将自身的生产能力以物质形式赋予到劳动资料中,在其中既蕴含了人的主体能力,也以科学规律的形式展现出来,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替代一部分人力发挥创造性,劳动资料成为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中介,使生产过程能够以程序化的方式形成。劳动对象在广义上是客观物质世界,即从客观物质世界中提取的能够满足人的客观需要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以一定的、固有的形式发生作用的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者共同构成了生产力系统,以各自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现不同时代的生产过程。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1],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在新时代新情况下的发展。以三个要素的优化组合跃升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6]188,体现当前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具体推动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从以前的“生产—技术—科学”发展到“科学—技术—生产”,这意味着科学技术从生产中独立出来成为新质生产力首要的驱动力,即科技创新是生产力三要素优化组合中不可缺少的动因。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要遵循的科学规律。具体而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3]724,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本质上规定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方向。生产力作为由各个人组成的现实活动力量,表现为共同的形式,“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3]532-533,生产活动是一种“共同活动”,即由不同的人联结起来的生产协作形式,代表了人们必然会在生产力的基础上结成一定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其中包含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生产中的组织分工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在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辩证过程中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突破形成新的社会形态。
生产关系的形式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7]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当生产关系的形式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时,生产关系因不适合生产力的形式从而成为桎梏,成为限制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就要求突破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界限,从而通过变革形成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合理的限度内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的形式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相对稳定性,一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内的各项体制机制可能无法及时回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导、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为引领,通过改革的方式解除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以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阐释。第一,从新质生产力的定义上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第二,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上看,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第三,从生成路径上看,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第四,从显著特点上看,新质生产力最显著的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1]。
“新质”是指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整体质变,是对生产力质的规定性的深刻把握,体现了对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发展要求的深刻理解。从生产力的本质上看,新质生产力仍然是人在物质活动中的实践能力的体现,新在“物”的形态的转变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端科技的出现将生产力的物质形态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种转变需要以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动力和支撑。在这部分领域中,原有的生产组织形式、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相适应,必须借助更先进的平台和组织关系来进行生产,从而呈现出效率上的高效能和产品上的高质量的特征。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看,“生产力水平是生产力的量的规定性,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程度。生产力性质是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它取决于生产的物质技术性质、主要是劳动资料的性质”[8],新质生产力是由量的发展促成质的转变的生产力状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上,即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依托的生产力形式对传统的以资源消耗、密集劳动力、机械化为主的代替,是从“有形”的生产力的物质形式到“无形”的新质生产力的“非物质形式”的转化[9]。新质生产力仍然符合唯物史观对生产力基本要素的规定,其生成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持续提升、劳动资料改进与广泛应用、劳动对象的不断扩张”[10],从而在“质”的方面获得提升,形成了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特点“新”在于三个要素的技术性升级及管理优化组合,即科学技术和体制机制的创新。
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把各领域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促进了社会化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强调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核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11],着力破除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点提出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生产力样态,“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这表明,一方面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即以科技创新为主导、要素优化配置为统筹、产业深度转型为依托的生产力阶段;另一方面,在新的阶段,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
二、新型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表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进步的重要法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在于各方面的体制机制的革新,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和系统性概念,代表了一定阶段社会各生产领域的物质资料基础,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现阶段的新质生产力在许多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然存在“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1],健全的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更主动适应新质生产力的迫切要求。
(一)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组织形式和分配关系。新型生产关系是指相对于传统的生产关系形式的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生产关系,它强调合作、共享、共赢,通常包含更高程度的社会化生产、信息化和全球化特征。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考察,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的重点在生产的组织形式上,以及在不改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局部调整。
现阶段学界的研究将新型生产关系等同于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两者在直接的运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新型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分属于经济基础的不同层面。新型生产关系侧重于在科技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方式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是现阶段发展的一个创举,即将上层建筑的规定性、系统性成分与经济基础中的生产力要素相结合,强调通过集中优势力量和发挥制度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客观、必然形成的,而体制机制的建构是将这一客观的、必然的关系以主观上的体制机制确定下来,以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之名冠新型生产关系之实,所以在探讨如何构建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时,两者不加以区分,都存在于新质生产力之上。
(二)“体制”与“机制”辨析
在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领域,“体制”“机制”作为系统性概念经常被用于表述某一体系,两者经常被合并起来或者相互替换使用,但是两者既存在联系也存在差别。健全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首先要明晰“体制”与“机制”的区别和联系。从“体制”和“机制”的内涵来看,“体制”通常指相互联系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秩序构成的复杂整体或体系,这些要素在一定的规则和结构下运转,从而达到社会、经济或者政治目的。“体制”相比于“机制”更侧重于规则的制定和整体结构的构建,它反映了在社会规则之上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既可以是正式的制度、政策和规章,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习俗和传统。“体制”具有结构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点,即强调整体结构的规范性作用和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变革通常较为缓慢,通过正式的规章和法律来规范成员和要素的运转。“机制”指在一定的体制或者环境中,部分或者要素运行的具体方式及过程。“机制”侧重于在既定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手段来达到主观目的,关注运作方式和实际操作,是“体制”运作的动态实现,其特点是过程性、动态性和功能性,即描述的是要素之间运作的过程和手段,强调变化和调整,如何在体制中实现既定的目标。
“体制”与“机制”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综合两者才能搭建起新质生产力的框架与运作方式。“体制”与“机制”构成了一个整体,相互依存,没有体制的规定,机制就无从谈起;没有机制的运作,体制就变得毫无意义。两者具有互补性,即体制提供了机制运作的环境和条件,而机制则是体制的具体执行和实现手段。两者的区别在于体制是抽象的宏观概念,涵盖了这个组织和社会的运作框架,而机制关注的是在体制内部的具体操作。分析体制和机制的联系与区别,是构建和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前提条件。
(三)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构建
新质生产力是近期根据生产力发展实况总结出新的生产力样态,构建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实现生产力的高效发展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质生产力中,以“体制”为结构,以“机制”为生发性动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支持。
新质生产力体制是多维度地支撑生产力发展与运行形成的系统框架,新质生产力体制可以从基础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社会层面来阐述。第一,基础层面的新型生产要素。新型生产要素构筑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正是高端的、前沿的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才催发了新质生产力的产生,以现阶段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生产要素为代表,具有先进性的科学技术开启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领域、充实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景。第二,组织层面的新型生产组织形式。革新生产组织的形式,打破原有生产组织形式对生产力的束缚,为新型生产要素提供运转的组织平台,例如平台经济通过搭建信息平台,连接供需两端,从而提高市场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新型制度安排。健全的制度直接影响创新的积极性与生产力的发展,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监管制度等。第四,新型社会关系。新质生产力需要有新的社会关系来支撑起运转,传统的劳动关系、就业模式和分配关系等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新质生产力机制是交互性强的具有驱动力的复杂系统,它更关注新质生产力在体制内的运行,具体体现在科研革新突破、市场资源配置、政府政策引导、资本融会贯通、创新文化补充五个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驱动要素;政策驱动调整和优化布局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市场需求是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进步的直接动力;资本是加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催化剂;创新性文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动力。动力机制的各项要素从科技创新到文化环境,互为因果,在现实运行中产生相互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持续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其中最显著的动力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科学技术体现在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各方面中,它存在于新质劳动者的头脑中、存在于劳动资料的设备中,也存在于劳动对象的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塑造中,所以新质生产力的机制直观上在于新型人才攻克科学技术难题,将科技成果高效率转化成具有先进性的劳动资料,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新质生产力的“体制”与“机制”不容分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将“体制”与“机制”两个方面联合起来考察。所以,新质生产力的“体制”与“机制”相辅相成,在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框架内,通过各要素之间的相互激励和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框架提供机制运行的环境和条件,动力机制是具体执行的方法和手段。因地制宜是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落实的重要原则,原因在于各个地区原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而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是具有普遍性的复杂系统,只有充分考虑一个地区的产业体系、人才储备、交通状况、资本投资等各项具体要素,有的放矢才能制定好一个地区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从而避免泡沫化和一哄而上的盲目现象。
三、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实践路径
健全新质生产力的各项体制机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和战略性支撑。以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为切入点,辅以体制的规定性要素,在科技机制变革突破、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宏观设计和政策驱动、市场优化要素配置、资本融资贯通等方面为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建立提供实践路径。
(一)强化推动高水平科技体制机制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以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先导的,科技的高水平发展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异常激烈,科技创新成为各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战场,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在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所以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势在必行。科技创新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先导性要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直接作用点,政府的政策激励、市场优化要素配置、新型人才的成果产出、资本的投资方向都是围绕着科技调整的,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新质生产力的最大着力点。
第一,完善科学研发体制,着力打通科学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资源配置体制,让资源流向尖端科研领域,同时要避免资源浪费,确保重大科研项目和基础研究得到充分支持;改革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重视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实际应用价值,减少对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过度依赖;推动科研的开放与合作,加强国内外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研究成果转化。第二,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实现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通过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方式推动核心技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国外的技术依赖,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确保国家的科技安全。第三,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在引才聚才方面,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全球高层次人才来工作和创业,建立国际化的人才交流和合作平台;在人才激励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完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科技创新培养新型人才[12]。第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2]。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等方式培育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二)健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与培育体制机制
产业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形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各项举措都要落脚到产业方面,要促进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产业聚集。
第一,健全传统产业升级转化机制。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的必要基础,对待传统产业不能采取忽视、放弃的态度,而是应该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和升级,让传统产业重新“焕发生机”。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依靠引入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通过数智技术升级传统生产线提升效率和延长生产链;提倡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通过提供维护、数据分析和定制化服务等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第二,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展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支柱。集中优势资源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产业集群发展,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发展体系[13]。第三,建立绿色产业融合机制。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一方面,壮大绿色能源产业,支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如清洁能源、环保材料和废物回收技术;另一方面,在其他产业中融合绿色技术,加快绿色科技创新与绿色技术推广,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各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中。第四,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未来产业代表了未来科技的前沿方向,当下未来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效应,影响着未来科技的发展。加大对未来科技的研发投入,掌握科技发展脉络,预见未来产业的发展具体方向,如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空间科技和生命科学等;完善新赛道制度供给,构建开放和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鼓励站在时代技术前沿的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形成创新合力机制。
(三)完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体制机制
生产要素创新配置是新质生产力的催生要素[1],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有助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2],畅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道。
第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实现市场规则标准统一、市场监管公平,强化反垄断机制和反对不正当竞争机制,为新质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减少障碍;建立全国范围内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第二,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简化准入程序,减少行政干预,特别是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降低准入门槛,让企业将资源更多投入到科技研发上;建立健全企业退出机制,实现资源的节约与有效配置,避免无效和落后产能的长期存在。第三,建立市场—政府协同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要通过合理发挥价格机制的“指挥棒”作用、竞争机制的“催化剂”作用、供求机制的“杠杆”作用来加强对新质生产资源的配置作用。另一方面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对市场“放权”,通过制定行业规则、提供公共服务等举措规范市场秩序和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将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合理干预结合起来的方法形成协同机制,共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四)构建政府政策支持体制机制
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引导着发展的方向,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主要依靠政策和规则的制定。因此,政府是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主导者,在科技研发机制、产业规划体系、市场配置要素、资本投入中,政府要辅以完善的政策支持。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定位为国家战略,明确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意图、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实施路径、保障措施,制定详细发展蓝图,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框架;生产力的发展涉及社会的各个环节,要在政府中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确保科技、工业、财政、教育等相关部门的政策和行动具有一致性,形成合力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支持体系。第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科研成果转化。“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14],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追责制度,依法打击在经济发展中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行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第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财政方面,增加对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财政精准支持,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在税收方面,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对从事新质生产力活动的企业和研究机构给予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减免。第四,地方因地制宜进行政策支持。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地方政策,如设立科技创新基金、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园等,推动地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技术产业协同效应。第五,重视国际合作,参与规则制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参与国际标准、规则的制定,为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竞争提供支持。
(五)完善资本融资贯通机制
资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表示,“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资本又促进和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6]188,资本投入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决定了技术研发、生产资料、人才培养等关键要素的配置。
第一,推动资本流向科研领域,激发主体内生动力。合理利用资本市场,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等渠道,为推动实现关键性颠覆技术突破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利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公开融资渠道筹集发展资金。第二,健全科创基金运作机制。完善政府让利机制、风险补偿分摊机制与顺畅退出机制[11],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保护与激励机制。第三,鼓励和发展天使投资[2]。天使投资即个人或团队向初创企业提供早期阶段的资金和经验支持。鼓励天使投资,为那些初创的具有发展前景的未来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小微企业完成产品开发、市场验证等关键阶段;在经验分享方面,以天使投资的丰富创业经验和行业资源为企业提供战略指导和市场拓展支持。第四,发展耐心资本[2]。耐心资本是指长期投资于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资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往往具有技术难度大、回报周期长的特征,就需要政府发展提供耐心资本,构建起政府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保险资本等资本长效投入机制,为科技创新、市场稳定提供资金保障。第五,完善资本监管体制。建立兼顾资本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监管制度,设定清晰的监管框架,加强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和能力,实行严格的资本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披露。
四、结语
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要不断根据生产力新的情况进行调整,就像改革一直在路上,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每一步都要集中社会资源投入到人们的实践活动中,要以钉钉子精神进行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的变革,坚持求真务实、上下协同。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不是生搬硬套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从地方的生产力发展现状出发,扬长避短,加快建设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形成新问题,再解决新问题,推动新质生产力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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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维平(1957—),男,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代嘉辰(2000—),男,河南兰考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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