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哲学经典的理解和阐释是哲学阐释学的核心要义，也是延续文化传统的重要方式，更是保持民族文化长久生命力的保障。在现代化的国际语境中，面临西方哲学界回避多样性的学术态势及关于“中国无哲学论”的错误认知，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对哲学典籍进行现代转化，在哲学阐释学的当代话语中融入中国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阐释学体系成为学界重点研究任务之一。中国哲学阐释学的理论建构，首先需要明确建构境遇，厘清西方哲学阐释学对中国哲学阐释学的影响脉络，同时要尝试回应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之争，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与西方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找到中国答案，并且进一步调动训诂阐释与义理阐释等阐释经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现代阐释的路径，以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来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从以西释中到中西会通

　　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结合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理论，秉承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发展路径，在超越狄尔泰历史主义的局限性、克服笛卡尔认识论所带来问题的基础上，将哲学阐释学发展成为能够依靠多元性融合视域弥补视域差异，用历史意识和眼光捕捉现实世界本体的理论场域。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哲学阐释学的译介和传播，引发了对中国哲学阐释学构建的联想性反思。经过30余年的发展和思考，学界对西方哲学阐释学的研究已经从译介为主走向译介与阐释、研究与反思并重，对中国哲学阐释学的梳理与建构也逐渐从以西释中过渡到中西会通。

　　基于西方哲学阐释框架，傅伟勋的创造阐释学提出了超越特殊的一般方法论，成中英的本体阐释学则突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本体概念，将作为经验范畴的本体和作为思维范式的方法视作一个互相关联且互摄互动的整体，李幼蒸创设的仁学解释学以孔孟思想“形而下”的实践智慧回应西方哲学阐释学“形而上”的思想内核，对仁学进行阐释学探索及当代阐释，潘德荣的德行诠释学以“立德”为宗旨，尝试以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去求解西方阐释学困境之道。上述思想均是受西方哲学阐释学理论思潮影响而激发出的以西释中学术成果。汤一介曾五论中国哲学解释学的建构，黄俊杰提出的经典哲学释义模式则更多强调中西会通，他们都认为西方“前阐释学”可比中国传统阐释体系，因此既能西学中用，也能以中释西；但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古典阐释学在中国哲学理论中并不存在，故而应以西为鉴，结合西方阐释学思想精华，注重挖掘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用现代眼光重塑中国哲学阐释范式。

　　从转向之争到二维并重

　　19世纪，施莱尔马赫以方法论为原点，提出了关于区分理解和误解的普遍阐释学思想，经由狄尔泰阐发，进一步为精神科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础。20世纪伊始，以海德格尔为先，伽达默尔继后，实现了哲学阐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之后西方学界便以本体论为阐释学研究主流，逐渐将方法论和本体论推向对立立场，认为哲学阐释学唯有经过本体论转向，才能真正凸显其普遍阐释意义。事实上，方法论和本体论不是对立互斥而是互融统一的，不可孤立看待，更不可顾此失彼。一方面，本体论构成了方法论的理论依据，本体论以理解为核心，围绕理解、存在、语言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本体要素，突出阐释的存在意义，对本体或现象的理解与阐释决定了改造本体或现象的方法，其自身也可被视为认知理解世界的方法。另一方面，方法论为本体论提供了实践指导，任何一种本体论研究都会提出自己的方法论，因此方法是揭示本体、接近真理的重要前提，是引领全局的系统性思维范式，方法论从认识论意义向生存论意义的转向为本体论指明了方向。

　　中国哲学阐释学并非一定要比照西方阐释学框架，实现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兼有方法论和本体论之长，实现二者并重才是中国哲学阐释学的发展正解。中国传统阐释历史积淀深厚，传统哲学中“本体”一词的根源可追溯到《易经》，先秦诸子从性与天道的关系切入突出本体思想，汉代经学强调的天人感应论也体现了本体内涵，魏晋玄学建构的宇宙本体论对“有无、动静、心性”等本体的特性和思想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可见，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都可归为对“本体”的理解与阐释。虽然这种本体区别于西方作为抽象范畴的实体本体论，但究其根本，无论是西方哲学中的存在、实体、物自体，还是中国哲学中的有、无、心，这些本体概念的内涵都指向事物自身的本质、特性，本体与现象有关且说明现象；本体之所以是本体，它的内在逻辑是有理可依的，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本体论学说本身就是方法论，不存在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本体论。因此，应以本体论的自我转换和投射为切入点，以方法论的抽象和升华为路径，实现中国传统阐释学的当代转化，如此则既能利用本体论的解释力弥补方法论根源性不清的问题，又能结合方法论的超学科特质打破本体论难以超越学科界限的局限性。

　　从阐经释典到以训诂通义理

　　中国的哲学阐释始于经学注疏传统，起初旨在解读君王教化人民、修身治国的经验之法，而后通过对孔孟儒学的解释循环，呈现出孔子“知言知人”、孟子“以意逆志”、左丘明“言以足志”、荀粲“言不尽意”、王弼“忘言得意”、朱熹“理义大本”等泾渭分明的哲学阐释思想，并逐渐衍生出训诂阐释与义理阐释内在关联的争论，前有“以训诂为起点，先字义，后文义，再次索理”，强调无训诂的义理为空泛之谈；后有“义理非训诂则不明，训诂非义理则不当，故义理必求其是，而训诂则宜求其古”，认为训诂虽与义理相辅，仍当以义理为先，厘清义理才可使经典与现代思想对接。事实上，训诂阐释与义理阐释各有所长，在统一中互异，在矛盾中互融。一方面，训诂以阐释经典之原始形象为起点，基于已知对象探寻文献之本义，阐明经典的历史经验；义理阐释则以经典之现世价值为宗旨，结合主体需求挖掘文献之衍生新义，输出经典的当代意义。另一方面，训诂构成了义理阐释的语言基础，从文本客观性出发建构了文本解读的方法论，消除了主体之于文本本源意义所产生的理解障碍，而实现通达义理的目的；义理则确定了训诂的目标指向，从释者主观性出发形成了文本解读的目的论，提升了主体之于文本当世意义的理解层次。

　　中国哲学阐释学的理论建构理应以训诂原义之阐释为出发点，以新生义理之阐释为目标，实现“以训诂通达义理”的阐释共识。训诂阐释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人文阐释方法，起源于经学注疏，成熟于乾嘉理学，通过对经典词句的训释与例证，疏释读者疑惑，强调以语言议辩真理，无论是许慎的“训，说教也；诂，训诂言”，还是戴震的“读书须先识字”，都说明了训诂与语言、汉字关系密切，这也构成了中国哲学阐释的创新性特质。以训诂为阐释起点，既能开掘中国优秀传统经史子集的语言优势和思维经验，同时可以强化和传扬民族标识性阐释概念。例如，相较于西方阐释学的“体验”，宋儒治学的“亲证”更能表征其本义；孔子的“前知”、老子的“前识”似乎比海德格尔的“前理解”“前见”内涵更为丰富，知、识既是理解的必要条件，同时涵盖了所理解、所见的视域。因此应以阐扬经典义理为目标，挖掘经典的“意”后新“道”，寻求其现代转化和推陈出新，这样既能利用训诂阐释的实证性和客观性弥补义理阐释主观性显化的问题，同时又能结合义理阐释的延展性和自由性打破训诂固有思维的局限性，“守故”与“开新”并行，实现“以训诂通义理”，开创中国特色哲学阐释之路。

　　（作者田欣欣，系大连理工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